“政坛不倒翁”贝卢斯科尼下台了,而乔治·怕潘德里欧这位帕氏家族的第三位总理则早已“光荣下岗”。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希腊。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曾是欧洲的老祖宗,如今却因债务问题,可能要把欧元乃至欧盟拉入分裂的边缘。
两年前,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就下调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随后,在美国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漂洋过海,从地中海登陆上岸,债务危机之火开始在欧元区蔓延。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纷纷爆出重大债务问题。欧盟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也被爆出债务与GDP比值超过警戒线。欧盟紧急动员筹集了7500亿欧元救急,才算暂时稳住局面。
伴随着美联储一波又一波地推出货币定量宽松政策,欧美银行纷纷打开货币“水龙头”。失血过多金融市场拿着廉价印刷的钞票堵了亏损的窟窿,似乎赢得了短暂的喘息。经济学家纷纷表态,“后金融危机时代”来了。
可是祸不单行。被称为“欧洲后花园”的北非地区在2011年爆发骚乱,并很快蔓延。石油资源富集地区的动荡,将国际油价再次推到每桶100美元。各国经济增长预期骤降。今年夏天,美国国债竟然历史性的被标普降级。国际金融市场风声鹤唳,“二次探底”的警报又一次拉响。
本·拉登被打死,卡扎菲也被抓住并被打死了,欧美的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金融市场似乎不为所动。过去一个月,美欧资本市场上蹿下跳,本处于强力反弹状态的中国股市也被拖得半路夭折。
这时,希腊、意大利债务危机转了一个圈,又回来了。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顾问弗朗索瓦·埃斯堡悲观地发问:“欧盟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吗?”
这种看法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欧元区国家目前只有统一的货币,而没有统一的财政管理,各自为政,欧元就不可能变好;欧元衰落之后,欧盟走向分裂,恐怕就是早晚的事。
这种悲观论调在警告欧元区各个国家:如果不能加强整合,使欧洲国家变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后果可能就是死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今年夏天在伦敦金融城阿莫斯大厅聆听了一场精彩辩论。
当时,德国驻英国大使博姆嘉登充满激情地申辩:“欧元是德、法永久和好的产物,是欧洲政治整合的产物,是欧洲经济整合的产物,是整个欧洲大陆和解的产物……”
但这种激情并不让人信服。德国联邦工业协会前主席亨克尔教授曾力挺欧元,可如今变成了“反对派”。在他看来,欧元有“致命的缺陷”:
其一,从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没有一个成员国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定下的规则,几乎所有国家都突破了财政赤字占GDP3%和公债规模占GDP60%的红线,包括欧元区的中流砥柱德国和法国。
其二,按照欧元协定,各成员国没有义务拿钱去救助另外的成员国,如今却要德国纳税人出钱去挽救希腊等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法律依据何在?德国人已经愤怒了,而希腊人压根儿不领情!
其三,为了鼓励希腊加入欧元区,欧盟领导人容忍希腊操纵数据、造假账。
因此,毫无疑问,希腊债务危机就是欧元危机。
早有论者指出,欧元区国家很难解决经济上的“南北分裂”局面:北欧制造,南欧消费;北欧储蓄,南欧借贷;北欧出口,南欧进口;北欧经常账户盈余,南欧赤字;北欧人追求财富,南欧人追求享受……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发现,目前意、西、葡、希四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合计为1830亿欧元,而德国则有顺差1820亿欧元,两者大体相当。在他看来,欧元其实建立在“德国工业挤垮南欧工业”这个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上。
而在中国船舶工业研究院研究员宋晓军看来,欧元的疲软就体现在一个细节上:“整个欧洲只有德国这个‘大齿轮’在转着,德国人老实干活儿、干制造业,养着一帮古老的文明国家,他们不干活,在海滩上晒太阳”。希腊人63岁退休,而德国67岁退休。“67岁退休的老老头,要养希腊63岁的小老头”。
他以此预测欧元的“残局”:即便欧盟不接受分裂,恐怕也要在内部设立隔离区。欧元是否会被分为“勤快国欧元”和“懒惰国欧元”?
实际的情况也许更为复杂。德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恩道尔认为,必须从全球货币霸权争夺战的高度,来观察欧债危机。
欧元不论有多少缺点,都是今天全世界央行在美元之外的唯一选择。10年前欧元刚启用,各国央行储备中有70%是美元。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60%,欧元占比例达到30%,成了美元唯一的国际货币竞争者。希腊危机的真相就在于,它能“把岌岌可危的美元再一次挺起来”。
恩道尔指证,替希腊“做花账”的帮凶,就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2002年就在希腊要加入欧元的关键时刻,高盛为它设计了复杂的衍生品,进而对欧洲央行隐瞒了债务真相。而可笑的是,在危机发生后,帕潘德里欧政府竟还让高盛“帮助”希腊应对危机,“它们对希腊会计报表太熟悉了,比布鲁塞尔清楚得多了!华尔街狐狸正在给欧元看管鸡窝呢。”
此类“美国打压说”,虽然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有很多人支持。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就直言不讳地说:“欧元区的问题极端困难,其程度简直难以置信,我甚至怀疑他们能不能搞定。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已经给自己挖了一个极深的坑,要爬出来有那么容易吗?”
向松祚认为,对于华盛顿的许多重要人物来说,他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或许就是欧元区解体,依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说法,维持“美元在全球货币金融市场上的特殊地位”,是美国国际货币金融战略的头等大事!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研究员张茉楠,把美、日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统称为“债务依赖型国家”。她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称,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前10个国家,对外发行的债券占全球的83.8%,其中欧元区各国债券市场加总后规模占到了全球的45%,已经超过了美国32%左右的份额,这“无疑是对美国债务依赖体系的最大挑战”。
与其把全球金融动荡看作硝烟弥漫的“货币战争”,不如将其视为一场有关“放债权力”的近身格斗。这些国家的货币信用取决于债券发行渠道是否畅通,谁的债务发得快、发得多、发得稳,谁就能获得新鲜的资本,来为苟延残喘的金融病体“输血”。
其实,在这方面美联储更有创新精神。他们实施的货币定量宽松政策,如同一只手打白条,另一只手印钱去买。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5月初的27231亿美元,是危机前的3倍。
债务确实实现了“货币化”,美元已经泛滥到全世界。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这无异于给一个刚清醒一点儿的酒鬼,再来一大瓶威士忌。
张茉楠称,今年6月,美联储暂停了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可是由谁来接手如此庞大的债务?在美国货币和财政双双承压的情况下,“只有制造一个比美国国债还烂的债券,才可能让金融市场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一个较好的”。
所以,当“占领华尔街”的游行开始激化以至出现暴力冲突时,希腊、意大利等地债务危机又一次适时地上演了。
向松祚感慨,面对债务危机,欧元区主要领导人“很缺乏战略思维”。本质上说,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欧债危机是欧洲多少年来的福利社会制度、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人口老龄化、经济制度僵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单靠紧缩财政和释放货币,只是治标却不能治本”。
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导人没有凝聚起足够的民心和民意,“让人民明白,要真正摆脱高额财政赤字和严重债务危机,需要全体人民勒紧裤袋,降低工资福利和生活水平,同舟共济”。
即便同样处在“债务危机”的深渊中,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境遇,而身处不同境遇的人也有着几乎“分裂的观点”。因此,“占领华尔街”的人们会高喊“99%反对1%”,而华尔街的绅士们却说这不过是一场“闹剧”。
事实上,不论希腊还是美国,“寅吃卯粮、挥霍奢侈”都是一种通病。
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201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有14.62%。这是确实是绿色、环保经济。这种产业结构,在经济繁荣期,能让希腊人过上高工资、高福利的幸福生活。教育、医疗、社保全都免费,借点债又算什么?
可是,金融危机一来,旅游业、航运业恰恰冲击最大,希腊经济一夜间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或多或少都存在工业基础薄弱、对外依赖严重、服务业比例过大、房地产泡沫严重等致命的“结构问题”。
繁荣时期的超前享受,到了萧条期,反而变成沉重的负担。似乎没有银行借款,日子就没法过了。用宋鸿兵的话说就是,“在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之下,上到国家,下到普通人,都是金融体系的奴隶!”
靠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永远不能实现经济的真正复苏。从这个意义上讲,做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应该对“欧元债务”保持足够的距离。去投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从根本上改善这些国家的工业、基建,进而促进其就业、财政状况向好,逐步削减债务水平,重新焕发经济活力,才是正道。
本报北京11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