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闹事者胜诉”背后的陷阱

    近两年来，河北省唐山市兴隆钢铁有限公司一直对法院的一个判决耿耿于怀：年产150万吨的钢厂被人撞停了16个小时，但法院不仅认定的损失数额畸轻，反过来还判钢厂赔对方80多万元。虽然在钢厂的申诉之下，河北省高院指令地方法院再审，但地方法院依然维持原判。对此，该案再审法官对媒体记者透露：法院压力大，因为被告家属很能“闹”，这对案子的判决有很大影响。（《中国青年报》11月13日） 

    西方法律中有句谚语：法官的上级唯有法律。这一原则在我国法律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只能是认定的事实以及法律的规定，至于说在此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说当事人是否能闹，原本不应该影响判决。 

    可是，这起案件中的“能闹事者胜诉”说明在法律的判断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准绳，也就是法官更为忌惮的维稳需要。正如再审此案的法官所言，“说句不该说的话，当下法官怕老百姓。怕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法官有什么过错，本身做得再对，老百姓一闹起来那也是个问题”、“假设造成当事人自杀的话，这就是一个社会稳定问题了”。 

    一旦案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哪怕从法律上讲判决没有任何问题，一些主审法官也要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使得很多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去判断是非，而是从判决的社会效果去考虑如果严格依法判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性后果”。如果依法判决的结果可能导致“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恶劣影响”，法官不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而是一味和稀泥甚至通过枉法裁判息事宁人，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深究下去，造成这种尴尬的主要原因是，审判的独立性不够，既要对法律负责，又要对上级负责。在这种双重责任之下，法官的人格其实是分裂的，因为两套责任体系遵循的是不同价值判断。一旦两种责任在理念上发生冲突时，对法律负责就要让位于对上级负责。所以，有的法院在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之外，再搞出来一个内部掌握的“标准”，明确规定哪些案件法院不能受理；有的法院针对特定的案件，出台供内部参考的“判决标准”。 

    如果法律的判断标准被置换为社会影响的标准，就引申出社会影响有什么判断标准的问题，如果在标准上缺乏一个稳定的预期，其结果就是，“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会被引向“闹事程度”的比拼上。

    可问题是，这又有何预期可言呢？农民工靠“闹事”讨薪就是最好的例证，以前只需要爬上高塔就能成功，随着“闹事”标准的水涨船高，就需要更为悲情的“闹事”，比如在高塔上住上数十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