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素养能治医患矛盾的病根吗

    医患关系的紧张似乎已到剑拔弩张的境地。南海红会医院把活婴当死婴事件，汕头医生“等我下班再死”事件，同仁医院病人砍伤医生事件，东莞病人砍死医生事件……诸多极端事件的混乱中，有无根治医患关系紧张的良方？日前，钟南山院士开出一剂药方，认为首先要提高医生的人文素养以改善医患关系，他说：“人文精神的沦落是对医生神圣职责的亵渎！”

    医学承载着治病救人之崇高使命，医学就是“人学”。这些年来，不只钟南山院士，社会上颇有一些人和机构将探寻目光转向了医生的人文素养。国内有些医学院校还开设了专门课程，传授医道须关注人心人道的内容；有些医院也很重视对医生进行人文内容的宣讲。不过，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这种对于人文素养的强调，并没有真正成为医生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人文自觉，倒更像是在患者倒逼之下的一种退守姿态、“病急乱投医”。

    客观地讲，透过纷纷扰扰的医患极端事件，公众看到的是医患对立背后“人”、“人心”乃至“道德感”的种种缺失。

    生命意识的缺失。医生日日面对的，不是物化的躯体零件，不是诸多病症汇聚的人体样本，而是一个个鲜活或曾经鲜活的生命。医生的治疗，理应是生命的交流、体察，而非冰冷坚硬的器物扫描。然而，现代医学过于依赖技术、器械，则必然会使得医患之间的隔膜日益加深，某种程度上讲，看似专业的“职业性冷静”，往往会触碰到公众可以接受的情感底线，从而对生命产生伤害。

    平等理念的缺失。人们常说，人在医生面前无隐私可言，最平等、最袒露。话虽如此，其实不然。现实世界的秩序很容易在医患关系之间复制、移植。医患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平等，也会因患者社会地位的差异而被放大。更多时候，一视同仁不过是患者一厢情愿的理想罢了。南海红会医院把活婴当死婴丢弃事件发生后，钟南山愤怒发问：“如果这个早产儿的妈妈并非外来工，而是某领导、企业家，医护人员还会这样处置吗？”这一问，需要全社会共同来找答案。

    其实，人文素养并没有多么高深，与日臻精密的医学专门知识比起来，“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素养，更是一些人之为人的基本常识。强调人文素养，不过是一种常识的回归。

    人文素养不是人文知识，开列出“一二三”，一一通晓，口诵心记即可，知识若要内化为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天性，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则又千难万难。作家龙应台曾谈到，“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现代医学教育所奉行的又恰恰是技术至上的教育方式，人文素养往往被视为花花草草的点缀，无关宏旨。于是，也就很容易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技术与人文的某种割裂，一个群体亦复如是。

    一个医生是不是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一般情况下，在于能否将心比心、真诚地与患者交流沟通；而在关键时刻，则体现在能否说实话、坚持真理，以无所畏惧的道德担当为民请命，这样的人，才堪称“大医”。此外，也不能单方面要求医生的人文素养，民众的人文素养同样应该引起注意。医患之间的道德关联，并非扯不清的糊涂账，而是共生互动的关系。

    人文素养当然有助于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但也不能“拿来就用”。毕竟，人文作用于人心，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已经高度紧张的医患矛盾等不起。当下之计，似乎仍需相关的制度发力，先厘清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双方的责任边界，然后辅以人文素养的濡染，徐图改善。果如此，方可能使医患之间从利益共同体走向情感-道德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