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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两年没沾过毒品了，现在我既是在戒毒康复，也是在工作就业。”
说这话的，是个文质彬彬的“80后”小伙子。记者眼前的他，穿着带字母的短T恤、灰色运动裤，戴着顶黑色鸭舌帽和一副框架眼镜，颇有几分时尚。很难令人相信，他曾是一名有着11年吸毒史的“白粉仔”（广东方言，指吸食毒品的男性——记者注）。
他叫伍安国。伍国安身后，是他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后的第一份事业——承包网吧，自己当“小老板”。
这家网吧有17台台式电脑，两边呈“一”字靠墙排开，屏幕上“栖”着大号耳机。晚上，随时有人会来上网“冲浪”，按网吧“满员”计算，伍安国每小时会有25.5元入账。
如此迷你的网吧，在伍安国心里却是个大世界。因为它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广东省佛山市三水戒毒康复所。与冷冰冰的强制戒毒所不同，这里绿树成荫，环闭宁谧，工厂、居民楼、食堂、操场、超市……一应俱全，像个小社区。只是，这里的523名“常住居民”，是一群生理“脱毒”后自愿来此康复的，以及公安机关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白粉仔”和“白粉妹”。
伍安国就是这523分之一，在他眼中，“这里是我正常生活的起点”。
“三水模式”
据全国禁毒委向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截至2011年10月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175万名。在人数增幅最大的滥用合成毒品人群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了76%。其中，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62万名，仅占全部吸毒人员的35%，遏制戒毒后复吸的形势，依然严峻。
正式成立于2007年1月的广东三水戒毒康复所，作为广东省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一部分，就是针对该省“吸毒人数多，复吸率高”等难题，在一所内统合了“戒毒、治疗、劳动、康复、就业”多项职能，为生理“脱毒”后的康复人员，搭建起“社区生活”和“就业康复”的双平台。
戒毒之后，如何不复吸？可谓一个国际性难题。据权威信息披露，吸食、注射海洛因成瘾者一年内的复吸率高达90%以上。但三水戒毒康复所“牵”住了遏制复吸的“牛鼻子”，4年以来，它收治的戒毒人员从最初的13名累计到12891名，康复人员中，1年以上未沾毒的168人，两年以上的56人，3年以上的8人，最长的达4年。
由于戒毒康复工作成效显著，三水戒毒康复所被列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和广东省禁毒委认定的戒毒康复“双试点”单位，它的工作模式还收获了个专有名词——“三水模式”。
“其实，生理‘脱毒’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毒品‘脱瘾’的症结，是心理。其中，影响心理的又主要是社会因素。”三水戒毒康复所所长孔文忠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了他们的“成功秘笈”，“而这里，就是为生理上‘脱瘾’的人，提供一个消除诱惑、弭平歧视、重塑价值的‘小社会’。”
“白粉仔”的故事
伍安国，就曾是这样一个“顽固不化”的“白粉仔”。
他沾上毒品始于2000年，那时，伍安国在镇上一家企业负责陶瓷设备采购，生意场上看到有朋友在吸毒，好奇之下也开始“猎鲜”。“第一次吸的是摇头丸，第一口，吐得不行……两次三次就上瘾了。”他回忆，“那种感觉很奇妙，浑身都是劲，有时候能看到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就跪在我对面，特别巨大。”
慢慢地，他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摇头丸、冰毒……各种毒品都尝试过。“听家人说，有一次吸到昏死，还被送到医院抢救。”他告诉记者，也曾试着在医院、自愿戒毒所戒过好几次毒，还数次被送去劳教。“但是出来之后，又是老路子”。
“为什么想再吸？”
“其实每个吸粉的，问想不想戒？都想。我以前也挺上进的，但是吸了毒就什么都不想了。只要今天有的吃，明天没钱明天再说，工作、家人，都不在乎，蛮扭曲的。”尽管伍安国讨厌自己这个样子，但他承认，更令他烦恼的是，戒毒出来后，立即会被社会上的歧视和不信任包围。
“回到社会上，别人知道你吸过毒，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样，有时候觉得很烦。伤心、绝望的时候，就又回忆起那种感觉了。”伍安国顿了顿，说“可能也是一种逃避吧。”
伍安国还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心里的疤痕。他2005年戒过一次毒后，曾找了份替人收款的工作，“我的工作能力不比别人差，但别人收到款后两天内上交就行，换作我，半天就会接到老板的电话，说要急用钱，让我先打款来。”说到这里，始终表现大方的伍安国把头一低，说：“其实我知道，老板是不相信我。”
2010年1月，他意识到，自己生理“脱毒”后需要一个心理缓冲站。于是，他跟家人一商量，来到这里“安家”。
“大家住得像学生宿舍一样，还能定期外出探望家人，回来后尿检合格就行了。”向往平等社区生活的他，很满意这个“小社会”。
从这里走向社会
在三水戒毒康复所，康复人员还可以在车间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全额收获劳动报酬；可以经过“竞争上岗”，获得所里提供的园艺绿化、食堂服务、生产管理、卫生保洁等固定岗位；还可以自主承包土地种田，承包网吧、超市、美发室、小炒店、夜宵档，月平均收入达到1500元以上。
曾经当过兵、在报社搞过发行工作的伍安国，年龄不大，读书不少，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去年8月，有点电脑技术的他，决定承包这里的迷你网吧。除了当“小老板”外，他还“身兼三职”——小社区里的图书馆管理员、广播站广播员和《康复小报》的编辑，每月网吧收入加上所里发的工资和地方政府补贴，能拿到2000多元。
“夏天的时候生意好，有空调嘛，舒服。平时钱不算多，自己吃饭足够了。”他悄悄告诉记者，“最主要是能看书。”
这个网吧兼图书馆，的确是伍安国的乐土。“知识就是力量”的大红字贴在墙头，《读者》、《青年文摘》、《杜拉拉升职记》、《全球通史》……各种杂志和社科类图书摆满了6个大书架。“以前下了班，就是看电视、打牌，看上去很炫，其实没什么意思。现在每天生活都很规律，早起放广播，白天看书、管书，晚上料理网吧，很琐碎，但也蛮有意思。”
伍安国给记者展示了他挂在胸前的证件照，“来的时候我105斤，现在胖了30斤。”他不好意思地说，“以后可能要减肥了。”
在他的朋友中，大家都不甘心当“废人”。徐婧姐当上了生产车间的主管，是个组装自动麻将机的好手；郑老伯承包了所里的10亩田地，成了“农场主”和“鸡司令”，是每月收入4300元的“创收状元”；陈长叔在食堂当“大厨”，运用以前开过大排档的经验，把饭菜准备得有滋有味……孔文忠所长告诉记者，4年多来，康复人员中累计有800多人，将32万多元的劳动收入寄回了家。
还有人在这里收获了爱情。
记者了解到，4年来，共有22名康复人员在这个所里相识、相爱，6对夫妻安下了“小家”。在他们居住的两室一厅里，记者看到大红“福”字贴满墙梢，有的夫妻养起了热带鱼，有的夫妻在沙发上摆着公仔，有的夫妻正酝酿要个孩子。
然而，也有人担心，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康复人员会不会流连忘返？
“这里不是他们的避风港，而是走向更大舞台的中途站。”孔文忠所长告诉记者，为康复人员拓宽社会就业渠道，一直是所里的工作重点。所里为康复人员开辟了“就业直通车”，推荐表现好的康复人员到外面的企业就业，还定期组织他们到人才市场和企业，应聘面试。
伍安国说，“等我2012年7月承包合同到期了，就到外面去，开个小书店。”他说，“卖书、租书，估计挣不了多少钱，但至少能自食其力。你们可能觉得很平常，但对我来说，是一种进步吧。”
此时，与胸前照片上形同枯槁的人相比，伍安国恍若重生。
（文中吸毒康复人员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王梦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