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素有“大和魂”之称的樱花的守护下,细腻的和风轻抚过一座座无名之墓。鲜花、矿泉水和逝者的遗物,这些一丝不苟的“临时墓碑”,代表着一具具被泥土埋葬的躯体。从这处公墓的照片上,看不见悲伤的影子,甚至没有人猜得出这片土地刚刚经历过什么。
这是“3·11东日本大地震”后宫城县气仙沼市内一处无名遇难者的临时公墓。截至4月24日,当地政府修建的这一临时公墓已经埋葬了205名遇难者。像这样的临时公墓,在其他受灾严重的地区还有很多。由于灾区周边的火葬场无法处理大量遇难者遗体,日本政府为防止传染病流行,紧急决定进行集体土葬。在日本,土葬已被废止多年。据官方统计,2009年死亡的日本人中,99.9%是被火葬的。
“这只是临时埋葬,两年内会挖掘出遗体重新火葬。”东松岛市环境课的相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这些临时埋葬死者的土坑,深度比正式土葬要浅一半。每具遗体都由入殓师精心整理后,运送到就近的临时公墓。负责安葬的自卫队员们,会遵守“北枕”的日本传统,将遗体的头朝北安放,并在每一次安放后列队敬礼致意。遇难者家属在棺材顶部放上菊花或烟,默默祷告,然后用铁铲铲一些土到棺材上。每次长达数小时的仪式,还有特别设置的供奉有佛陀的香堂,都只是为了一次“临时埋葬”。
正如马克·吐温在《巴克·芳秀的葬礼》中所写的那样:“古代的人曾经说过:要想了解某个社会的结构,就去观察他们的葬礼。只要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最风光的葬礼,大概就窥知一二了。”葬礼作为人生最后的旅程,承载着一个人漫长或短暂一生的所得与期许。而且,它为留下的亲人搭起一座传递思念的桥梁。通过一场世俗意义上的完结,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完满。丧葬礼俗,早已成为社会文化的缩影,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社会对人之尊严的守护。
从这一点来看,日本大地震后的集体葬礼虽然没有了火化的程序,但自卫队军人的礼仪和一系列现场的仪式过程,依然能让每一个罹难者生而为人的尊严得以体现。
很多日本影视作品中都有与葬礼有关的段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影片《入殓师》。整部《入殓师》的氛围,几乎没有想象中与死亡有关的窒息压抑,而是始终贯穿着一种宁静与安详。电影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一家老少4位女性遗属分别在逝者的脸上留下红色的唇印,边哭边笑地说着感谢的话。此时的葬礼,不再只有传统的肃穆庄严、悲泣连绵,在这逝者与亲人共处的最后时光里,洋溢着一种家庭生活般自然与温馨的氛围。
笔者虽未曾在日本参加过葬礼,但我知道,这几年的日本殡葬业,追求“还原逝者普通生活”的殡仪馆开始出现。它们去掉葬礼形式上的繁文缛节,以各种风格的家庭式装修、一应俱全的细致服务等,为逝者和亲人营造出“没有恐惧、没有悲哀,相互安慰、相互祝福”的家居氛围,让生者分享死者最后的旅程。在甚受日本人推崇的《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用一句“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道出了自己对死亡本身的理解:生死同源。而这,大概就是近年来日本殡葬业大胆创新的来源。
虽然中国的殡葬业还处于完善阶段,但也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在重大灾难中对死者尊严的维护意识,正在日渐加强。汶川特大地震后期发掘的遗体因天气、传染病等原因在“消毒之后就地深埋”,曾经让很多遇难者亲友在情感上多少有些难以接受。玉树地震后,政府以“尊重死者尊严、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为原则,为近千名遇难者的遗体举行仅次于塔葬的高级葬仪——集体火葬,并由数百位僧侣在活佛带领下为亡灵诵经超度。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这两次地震中,逝者的尊严越来越得到了生者的重视。只此一点,已经足以令人欣慰。
无论身处日本还是中国,无论是面对灾难之后的遗体处理还是平常人家的丧葬礼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当生命走到尽头,丧葬之行恰如最后的回首,当一具遗体深埋入土之时,沉默的不仅是逝者外在的躯体,还有他漫长或短暂一生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