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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向民间借贷的发令枪刚响，上海、深圳两市和浙江、广东两省立即迫不及待地冲出了起跑线。这是自1994年以来的第一次。
1980～1990年代，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也这么做过，原因是为铺展开的基础建设筹集资金，但是地方政府发债的冲动很快被禁止，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怀疑地方财政的债务偿还能力——如果一旦债务无法兑现，这个烂摊子还得中央政府来收拾。
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之时，中央政府又松了口，由自己代发地方政府债务，这属于一揽子刺激计划的一部分，这个类似救助危急病人的刺激药力之猛令人咋舌，中央政府极有气魄地掷入了4万亿元的资金规模。不过由于资金投入多是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拨给你一部分资金，地方政府也必须筹集足够的配套资金。
最终流入社会的资金规模远不止4万亿元，而且地方政府争前恐后吞食这块大蛋糕时，也欠下累累债务。
到了最新形势之下，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国内受其波及，更由于宏观调控基本打压掉地方“卖地收入”，等于断了地方政府的粮草来源。如果不设法营救，而是压迫地方财政试图掩盖财政困境，或者私下运作与银行的债务关系，很可能导致看不见的财政黑洞。与其如此，不如让地方政府公开借钱。从这点说，再次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是中央政府的现实选择。
按照审计署的预计，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但有观察者评估，如果多数债务从2009年起借，存续期为5年，那么今年和明年的本息偿还的总金额均在3万亿元左右，这对于每年财政收入大约在8万～10万亿元左右的地方政府来说，可谓重负在肩。而且，土地拍卖收入在持续地下降。
从这根链条上，好像从金融危机中摆脱的中国又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金融危机，至少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条是从2009年开始的。
被准发债的两市两省都位于中国最富有的地域，更多的地方政府面临资金缺乏的困境嗷嗷待哺，如果政策松动，他们将会以更迅猛的速度冲出举债起跑线，借得很容易，花得也会很容易。这就如同根本不知道必须要保持在限定的跑道内的选手，一旦起跑会乱成无法掌控的局面。
实际上，起跑线有了，跑道在哪里？值得深思。如果没有透明和精细化的预算，很难监督这些借来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这正是最该担心的地方。如果为了救起一栋烂尾楼，一味地砸进去更多的本钱，而这些钱又没有规划，谁能够保证新投的钱不会新建起两栋烂尾楼，结果是面对三栋烂尾楼再无力救起，颓局已定。
加重这层担忧的一个现实经验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中，有一定任期的官员习惯于“寅吃卯粮”，他们会把自己所在任期的利益最大化，把棘手的难题抛到下一任期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办法加以限制，这最终将变成一条难以挽救的债务恶化链条。对争前恐后意图加入发债的地方政府来说，中央政府作为裁判员应尽快为他们排出先后时间表，保持适当的节奏，而且划定明确的限制性跑道，属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