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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央视近期连续关注药价虚高问题后，药价这一社会敏感话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卫生经济学专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看来，药价虚高是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必须从制度设计上寻找根治办法。
他指出：近年来，为了降低患者的医疗负担，政府在医药行业实施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管制医院医生的行为，管制医疗服务及药品价格——但这些反而成为药价虚高的根源，结果事与愿违。
高药价形成的几个环节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药价虚高主要发生在二三级公立医院。
朱恒鹏把公立医院所用药品分为3类：第一类是救命药，是医院开展日常业务所必需的，不论是采购品种、还是采购价格，医院没有多少谈判余地，但用药量较小、金额也不大；第二类是治病药，亦为必需药，医院甄选采购品种时回旋余地不大，但采购价格的谈判空间较大；第三类则是可有可无药，这类药的典型特征是“吃不死人、治不好病”，这类药品的采购与否以及采购量，完全由医院说了算。
在朱恒鹏看来，正是第三类药，成为药价虚高的“重灾区”。“普药的价格已经不高，高价药主要是新药、特药，而且几乎都是单独定价品种。”
我国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是，根据制药企业自报的生产成本，经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或各地物价部门核算后，每类药品都将产生“最高零售价”，即所谓“天花板价”；各省统一集中招标，组织专家评定后，产生“中标价”；中标价就是医院的采购价。
政策明文规定，医院必须以该价格采购，不得和供应商二次谈判降低采购价，在中标价基础上顺加15%，产生“医院零售价”。
以日前媒体广泛报道的2毫升、0.3克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为例，该药每支出厂价为0.6元左右，在北京的中标价为11元，医院零售价是12.65元。从出厂价到零售价，尽管价格已经翻了20多倍，但依然没有超过物价部门制定的最高零售价，并没有违规之处。
在业内人士看来，正是因为一些药品的“天花板价”和中标价定得太高，才让药价虚高成为可能，进而衍生出一条多环节分肥的利益链。
再以上述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为例，医药代理公司以0.6元的价格从药厂拿药，再以4元的价格卖给医药代表，中间赚取3元多的差价。
为了保证药品能够高价中标，这部分差价大多要花在招标公关上——招标办及其主管部门、监督部门，评定中标价的专家等，代理公司要打通各个环节！
由于招标部门只招标不采购，真正决定药品销售的还是医院和医生。为了推动药品在医院走量，这时就需要医药代表做医生和医院的工作。
医药代表以4元的价格拿药，而医院的名义采购价是11元。此间7元差价的分配去向是，与处方有关的医生、护士以及药剂科统方员等个人，给予医院的营销返利（业内称暗折暗扣），此外还有可能涉及药剂科主任、主管副院长、院长甚至卫生局的主管领导。有时，为了能及时取回销售回款，医院财务人员也是必须打点的对象。这些，就是被外界广为诟病的医药回扣。
除此之外，主管新药审批的药监部门、制定最高零售价的物价部门以及负责医保目录管理的医保部门、医药公司均可能被公关，从而成为高药价利益链条中的一环。
价格管制与药价虚高
药价虚高，物价部门、招标部门难逃失察之责。在曾经引发广泛关注的湖南湘雅二院“天价芦笋片”事件中，湖南省物价局曾在通报中承认：“我局工作人员确实存在把关不严、信息收集不全、工作不够细致的问题，定价时没有了解到出厂价和医药公司购进价等重要信息，导致投标报价指导价偏高。”而招标部门也只是搜集到其他省份的中标指导价，以供专家参考。
在朱恒鹏看来，最高零售价、中标价偏高只是药价虚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现有的医药管制制度下，医院、医生必然偏爱高价药。
首先是医院零售加价不能超过15%的管制。在财政补贴不足的情况下，医院必须想办法搞好经营养活自己，药品加价15%就是其合法利润。这种游戏规则，使得医院必定偏爱高价药。以芦笋片为例，如果采购价是15元，医院的合法加价最高是1.25元，若把采购价提高到185元，则合法加价可接近28元。
朱恒鹏曾撰文指出，在加价率不能超过15%的管制下，医院除了合法的加价利润外，还普遍存在返点和回扣收入。实际运行中的暗折暗扣，成为医院利润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医疗服务价格管制。长期以来，医生的诊疗服务价格被人为压低，挂号费不过是几元最多十几元，远不能体现其劳动价值。当医生不能从诊疗费上获取收入，开药却能拿钱时，他当然会选择收取回扣，推高药价。换句话说，一部分药品的高价实质上不是药品利润，而是医疗服务报酬。
朱恒鹏一再强调，探讨高药价问题时，必须先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医院能够高价卖药而药店不能？为什么二三级医院能够高价卖药而基层卫生院、社会诊所不能？二是医院为什么要高价卖药？
他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具有行政垄断地位，使得它通过垄断处方权获得了药品零售的垄断地位，这是公立医院能够高价卖药的必要条件，药店、卫生院和诊所没有这种垄断力，也就没有条件高价卖药。
同时，朱恒鹏进一步分析认为，仅仅是这种对医疗服务的垄断地位，并不必然导致公立医院高价卖药，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医院更倾向于提高诊疗费，而不是高价卖药。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反而导致了医院不得不高价卖药。
“简言之，行政垄断地位使得公立医院能够高价卖药，而政府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导致以药养医的体制，使得医院不得不高价卖药。”朱恒鹏说，“这使得一些加价空间很小的药品，医院不愿意、甚至不能销售，否则难以获得足够的卖药收益，以维持医院运转。”
在上述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下，高药价有市场，低价药没市场。“有些低价药，因为利润低，已经没有公关回扣的空间，医生不处方，医院不采购，即使中标，也不会有销量。这在业内被称为‘死标’。”朱恒鹏告诉记者。
朱恒鹏表示，这也可以解释一些低价药不断消失的现象。当国家一再降低某类药的最高零售价时，生产企业就会推出替代的新药，进而谋求单独定价权，规避政府的价格管制，抬高药价。对医院和医生来说，销售这类高价的新药，显然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于是，一些降价药就被逐出医院市场。这就是行业所称的“降价死”。
如何看待零差价
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根据自己寻找到的“病源”。在短期难以大幅提高医疗服务费用的情况下，朱恒鹏建议，国家放开对于公立医院药品零售加价率的管制，让医院自主选择药品供货商，允许医院在省级采购目录范围内自主与医药企业展开谈判，自主协商实际采购价，并且在国家最高零售价的指导下，自主确定实际零售价。
“在这种新机制下，公立医院没有了采购高价药的利益驱使，必定会从市场上选择一个较低的采购价。即使加价100%甚至200%，因为没有了暗折和回扣的空间，新的零售价也会比现在的价格低。”朱恒鹏说。
朱恒鹏分析认为，在此情况下，医生任何收受回扣、抬升采购价的行为，都会挤压医院批零差价的利润空间，从而影响医院的整体收益。医院管理者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的存在。
当然，医院采用这种模式，必须配套跟进将医院收入和医生收入直接挂钩的薪酬制度。若公立医院采取大锅饭式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即使取消了加价率管制，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激励依然存在。
朱恒鹏强调，取消药品加价率管制，绝非实施零差价制度。事实上，零差价是一种更加严厉的加价管制。“这几年我在基层调研发现，零差价导致的后果是，医院丧失的药品销售收入，财政难以弥补，而且会严重挫伤医生的工作积极性。”
朱恒鹏开出的这一药方，得到医改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的认可。顾昕曾撰文指出，“对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顽症，一剂处方就可缓解，就是取消药品加成管制”，零差价只是病急乱投医的无效“药方”。
在取消药品加价率管制的同时，朱恒鹏和顾昕还一致呼吁，尽快改革完善医保付费机制，推行门诊以按人头付费为主、住院以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付制为主的复合付费方式。
通俗地讲，就是将病人打包交给医院，实施看病总额封顶、医院结余自留的模式。在此模式下，药品成为医疗机构的成本投入而不是利润来源，医生当然不会用高价药、开大处方，“他甚至希望不开药就能把病人治好”。
从中长期来看，朱恒鹏还建议，精简公立医院数量，大力发展民营医院，打破公立医院行政垄断地位，同时大力发展连锁药店，赋予药店和医院一样的处方药销售资格，通过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充分竞争，让患者用脚来投票，从而抑制医药费用的增长速度。
本报北京11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