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作家孔见驱车前往湖南汨罗八景乡,车过八景水库大坝,卸载石头的当地农民并无让路之意。孔见眼看天快黑了,正犯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明来意,呵斥农民:“还不赶快让路,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来看‘韩爹’的。”
“韩爹”是当地农民对“隐居”于此的作家韩少功的敬称。
我的采访本上留过他两个地址:一个在海口,一个正是汨罗八景乡。11年前,韩少功卸去海南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职务,与办好“内退”的妻子牵着家里的狮毛狗“三毛”,迁居至八景新建的二层红砖小楼,自此开始每年6个月的乡野生活。1980年代以来,在湖南和海南的三次挂职锻炼,并不能让在汨罗当过6年知青的韩少功满意:“身份是一堵墙,阻断了真正的人心交流。我愿意结交人,不愿意结交身份。”
当代中国文学在1990年代后期表现出严重的题材雷同,加之知青和挂职经历的刺激,以及对城市与日俱增的疏离感,韩少功开始“阶段性下乡”。2000年入住八景后,他每年4~10月在这里住上半年:每天早晨6点左右起床,喂猫,喂鸡,上午干些农活儿,午饭后上网,读英文版哲学名著、《四书集注》、《钱穆文集》和台湾版“现代佛学论著丛书”,通过网络和传真处理海南发来的公文,写作,去老乡家串门……
附近山上遍布梓树、杉树等,寓所被命名为“梓园”,韩少功在房子右侧和湖畔保留了一些梓树和樟树,还种了些毛竹和自己偏爱的树木;客厅的梓木沙发“连树皮都没有刨去”。天气晴好时,还可下水畅游一番。
蔬菜都是自己种的,韩少功经常穿着“解放鞋”、挑着粪桶去附近八景乡学校的厕所掏粪。有时,他会遇到另一位“抢粪”的老知青,对方在这里承包了几十亩菜地,他的粪桶比韩少功的还大两号。除虫不施农药,韩少功“戴着老花镜用手一只只捉拿下来”。2004年春夏,他家收了86.8公斤冬瓜,38.1公斤辣椒……韩家蔬菜年年丰收,吃不完的就做成袋装的干菜或腌菜,贴上电脑打印的商标和条形码,分送省城的朋友。
韩少功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邻居们常来“韩爹”家串门,有供销社退休职工评论起中美撞机事件、台湾问题等头头是道;也有乡村“秀才”拿着古体诗作来切磋;还有邻居偶尔借用韩家冰箱存点鲜肉。“韩爹”力所能及地满足乡邻的合理求助,但有人非要借用他的“捷达”车时,他婉拒了,破例的情形是送危重病人上医院。
县里和乡上都很倚重这位名作家的影响力。有一年端午节,汨罗县举行祭祀屈原的大典,县上也请了韩少功,办公人员临时从照相馆给他找了套西装穿上。面对西装革履的台湾诗人余光中等嘉宾,浑身不自在的“韩爹”只能自我解嘲:“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八景的鸡鸣狗吠,最终化为2006年那部有“中国版《瓦尔登湖》”之称的《山南水北》,可惜,陪伴了韩家七年的“三毛”没能等到这部随笔集的出版。
《山南水北》极易让我想起近年流行的“底层写作”,可韩少功告诉我:“一个好作家应该超越阶层身份局限,比如一个穷人作家,最好能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能囿于阶级仇恨;一个小资或大富的作家,最好能关注下层人的艰辛,不能止于阶级傲慢。”
八景的乡居时光,激发和保持了韩少功对生活的新奇感,正是在这里,他发现: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桂花最守团队纪律,只有月季花最娇生惯养,阴转藤自然是最缺德的了……
今年10月下旬,韩少功又回海口过冬了,58岁的他希望“60岁前至少还能写出一本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书”。像一对候鸟一样,他们夫妇每年在海口和汨罗间飞去又飞回,“三毛”的遗照挂在两处寓所的墙上,它让韩少功备感安稳:“我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家伙也会摇着尾巴,直愣愣地认出我,在那个世界的门口迎接我,结束我们短暂的分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