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血验出早期肝癌

    和所有不走运的逃犯一样，肝癌这个冷血杀手压根儿没料到，自己刚刚潜伏在犯罪现场就被抓了个现行。

    出卖它的是血液中7种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这些连普通显微镜都发现不了的证据，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专家们揪了出来。

    这意味着，只需要抽取1毫升的血液，经过这7种微小核糖核酸组成的诊断模型分析，便可得知受试者体内是否有——连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CT）也很难分辨出的，小于2厘米的肝癌，诊断效能高达88%。

    这项早期肝癌诊断研究由中山医院副院长、肝外科主任樊嘉教授领衔。2011年11月21日，研究论文在线发表于国际临床肿瘤领域的最权威期刊美国《临床肿瘤学杂志》。“该诊断模型拥有足够的准确性来区分肝癌患者和健康人、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对于这项世界领先的研究，“编者按”这样盛赞道。

    全世界50%以上的新发和死亡肝癌患者发生在中国，每年中国大约有30万人因罹患肝癌死亡

    不过，在这项研究之前，肝癌特别是早期肝癌基本上处于逍遥法外的状态。

    据论文的第一作者、中山医院肝外科副主任周俭介绍，由于早期肝癌的症状并不明显，大约60%的患者直到身体不适时才去就诊，这时往往进入了中晚期。“有些人有腹水，脸色发黄，消瘦得很厉害，还浑身疼痛。”这位戴着金丝框眼镜的教授描述道。但这时往往失去了根治性治疗的机会，统计数据表明肝癌晚期患者5年内的生存率只有7%左右。

    一般来说，肝癌诊断的程序是依次进行甲胎蛋白检测，B超、CT检查或肝穿刺活检，前一项查出有问题便进入下一项。

    但早期肝癌这个狡猾的杀手，往往能够在检查中蒙混过关。首先，大约40%的肝癌患者甲胎蛋白指数并没有升高。接着它又以肝硬化结节的外表逃过B超和CT的检查。而肝穿刺活检创伤很大，临床上较少采用。

    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周俭指着一幅“原发性肝癌的世界分布图”解释说，中国的版图变成了一只红色的雄鸡，红色用以标注肝癌发病率高于0.02%以上的地区。同样一片红色的区域还有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相比之下，欧美大部分地区肝癌的发病率只有0.005%左右。

    “全世界50%以上的新发和死亡肝癌患者发生在中国，”说起这个数字，樊嘉教授眉头紧皱，“每年中国大约有30万人因罹患肝癌死亡。”

    其中江苏和广西等地是中国的肝癌高发地区。由于医疗条件有限，部分乙肝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容易转成肝硬化，继而引发肝癌。这就是肝癌杀手“作案”的3个典型步骤。

    生于1960年代的周俭自打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就开始追捕这个杀手了。他和樊嘉是医院里肝胆外科有名的“两把刀”。作为医生，他在临床治疗中面对过数万名肝癌患者。每当想起那些自己无法治愈的人，周俭觉得十分遗憾。

    他所在的肝癌研究所更是历史悠久。1968年，这家研究所由汤钊猷院士创办，并向肝癌发起了“三大战役”，包括“早期肝癌的研究”、“不能切除肝癌缩小后切除的研究”以及“肝癌复发转移的研究”等。按照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的评价，汤钊猷的努力使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症”，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是人类对肝癌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

    如今，两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研究者，决心向早期肝癌这个对手发起挑战。他们希望能够找出一种特异性和敏感性更高的肝癌诊断标记物。特异性高，即一旦该标记物异常，就可以诊断肝癌存在；敏感性高，即一旦产生肝癌，该标记物就会异常。

    在人体中1000多个微小核糖核酸中逐个排查，看看谁能“坦白从宽”，如实交代肝癌的行踪

    猎杀现场就是坐落在中山医院1号楼12层的肝癌研究所。 除了一道需要专用IC卡才能刷开的大门，这里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神秘。过道堆满了实验所用的试剂箱和大冰柜，实验室里摆放的木桌椅，甚至有些陈旧。从走廊尽头的玻璃窗望去，上海最为繁华的商业地段之一徐家汇商业中心高楼林立。

    “顾不上去逛的呀，”助理研究员代智博士说，“时间不够用，大家经常通宵做实验。”

    他还记得，3年前，樊嘉在示范教学教室召开动员会。那天，平时“谁都可以拍着他肩膀直呼其名”的樊主任特别严肃，向20多名组员们反复强调“研究意义重大”。

    此前，学界已经有将微小核糖核酸作为肝癌诊断标记物的研究。微小核糖核酸调控着人体许多生物学功能，例如细胞的分化、生长、凋亡等。大约有一半的微小核糖核酸位于染色体脆弱的区域，这些区域与人类肿瘤密切相关。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在人体中1000多个微小核糖核酸中逐个排查，看看谁能“坦白从宽”，如实交代肝癌的行踪。

    按照周俭的说法，这项研究用的仪器、试剂等和其他实验室一样，“没什么高级的”。“都是炒宫保鸡丁，鸡肉、花生、盐，材料都一样，可有的厨师就炒得好吃一些，为什么？”他戳戳自己的脑袋，“关键是想法。”

    他们的想法首先是采集1000个血样，其中一半是肝癌患者，剩下一半是肝硬化、乙肝患者和健康人，以作对照试验。为此，20多个组员分批前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中山医院体检门诊、肝外科门诊和病房等地采集血样。他们守在化验室里或者病房里，遇到合适的“样本”就上前询问，是否愿意提供血液供研究使用。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再让患者的主治医师、门诊医师去谈。这样折腾下来，仅仅血液采样就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坐落在金山区的上海公共卫生中心距离中山医院有50多公里，来回要好几个小时。“他们干脆就住在那儿，每次要住半个多月。”代智说。

    接下来，这个团队又要进行一场接力赛。采到的血样被放置于装有抗凝剂的试管里，并在30分钟内、置在4摄氏度的条件下提取血清。这就要求负责采血的组员跑进实验室，话都来不及说一句，负责离心的组员就接过试管，开始提取血清，而采血的组员马上又赶回门诊继续采样。

    当血样本集合完毕之后，核糖核酸的抽样提取工作开始了。在这12个步骤中，容积的大小精确到微升，时间则要精确到秒。“有一步是加入剧毒物酚氯仿，充分混匀。”博士在读的胡捷介绍说，此时血浆会变成牛奶一样的乳白色，“看着简直想喝上一口。”

    就像是对犯罪现场采集的毛发、指纹、血迹进行分析一样，要找出肝癌遗漏的证据，还得试剂、仪器齐上阵，一步步地向真相推进。第一步，是用试剂芯片筛查所有肝癌、肝硬化、乙肝和健康人的核糖核酸（RNA），100多个“疑似证据”最先浮出水面。

    这些“犯罪嫌疑人”要逆录转为脱氧核糖核酸（DNA），才能进一步缩小范围。通过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实验，荧光的强弱可以将微小核糖核酸的表达值反映出来。胡捷提起那时，还是抑制不住欣喜的神色。据说，他盯着仪器，等待一个半小时的反应时间，“脑子里完全没了别的事儿”。这时机器显示屏上，五颜六色的曲线朝着右上角不断上扬。

    最终，7种微小核糖核酸“落网”了，它们几乎毫无保留地供出了早期肝癌这个凶手。“那天绝对是一个荷花盛开的好天气。”周俭回忆道。

    一大批由于缺乏有效诊断而失去治疗机会的肝癌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从整体上提高肝癌的生存率

    “肝脏发生病变后，这些微小核糖核酸就从被破坏的细胞中游离到了血液中。”樊嘉解释说，而微小核糖核酸在血浆中能耐受RNA酶的降解，“很容易被抓住”。这就是通过一毫升血发现早期肝癌的原理。

    周俭认为，这道“宫保鸡丁”可谓经济实惠。只抽1毫升血，创伤性很小，有利于连续、动态的检测和人群的大规模筛查。另外，所用到的试剂和仪器都是成熟的工业制品，成本很低。“给患者省钱啊，”周俭说，“甚至还能加入常规的体检项目。”

    不过，提起这项研究成果何时投入临床，这位醉心临床和研究的教授有些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懂，但是我们有懂的人在做嘛，相信很快的。”听说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微博上广为转载，他甚至瞪大了眼睛。这位一年要做500多台肝外科手术，号称“一个月能睡一个懒觉就不错”的教授表示，“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搞微博！”

    据说，这几天常常有患者拿着报纸走进门诊，指着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说，“我要做这个检查，有没有？”

    在这场猎杀早期肝癌的战斗中，还有许多无名英雄，包括复旦大学病理系和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专家。为了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反复验证，樊嘉和周俭还请来了复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统计学的教授。“绝不允许数据造假。”樊嘉表示，他还让主管的几个课题组互相监督，定期给组员开会。

    “未来将会对这个研究成果进行更大规模的验证，”周俭表示，“还要研究这些微小核糖核酸和肝癌转移复发的关系。”

    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樊嘉也没有丝毫休息的意思。据肝胆外科手术室工作的女同事们说，“樊院长原来是个大帅哥，几年下来憔悴不少，变成了大‘衰哥’。”他表示，他的目标是使一大批原来由于缺乏有效诊断而失去治疗机会的肝癌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整体上提高肝癌患者的生存率。

    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粉嘟嘟、红艳艳的喜糖盒从第一张办公桌“排队”到最后一张办公桌，那是康复患者结婚时送来的。当被问起会不会因研究成果而获奖，周俭笑了，“领奖不是我的目标，治病救人才是。”随即，他的电话响起，一位10年前经手术移植肝脏的女人打来电话，她的小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

    这样的喜悦并非所有人都能明了。一个周五的晚上11点30分，刚刚成功完成一项肝移植手术的周俭走出医院。他抬头看了看天空，觉得“月亮似乎也更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