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日记

    写在前面的话

    李旭阁

    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斜阳苍山，往事如烟，一般不再去触碰、回首。偶有晚辈问及，记忆的磁头总会落在首次核试验前后。我以为，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性大决策中，堪称中国大决策有三：一曰出兵朝鲜；二曰“两弹一星”；三曰改革开放。它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会长达百年，甚至更远，并荫泽万世。而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皆与这三个历史性事件息息相关。我庆幸身在其中，参与并见证了这些伟大的时刻。前后两段，参加者众，著述者丰，无需我多言。而首次核试验和第二次核试验乃至氢弹试验，因其涉密程度高，了解全局的人少，健在者已寥寥无几。而我当时又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了解高层决策内幕和整个试验进程，知晓全局运作情况，觉得有必要从个人叙事的角度，将中华民族的这段历史传奇写出来，以供治史者用，以资那些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走近和领悟真正的“两弹一星”精神。

    2011年5月9日

    参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经国大事”

    1964年5月25日

    北京的春天总是很短暂，天气渐渐热了。5月的京城，仍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答应3个女儿周末到郊外踏青，却意外接到王尚荣部长（总参作战部）的电话，让我马上交接工作，明天一早到西苑机场乘专机执行任务，观看国产“红旗一号”地空导弹发射试验。

    5月29日

    部队已经进场，进行最后一次综合测试。几辆嘎斯吉普车驶入了发射场，在离导弹阵地不远的停车场戛然停下，只见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跨出车来。张爱萍副总长与我们参观人员一一握手，看到我后，他先是有点愕然，继而脸上绽开欣慰之色，说：“李参谋,你也来了？”

    “是！张副总长。”

    “好啊，我一下飞机就在询问作战部来人没有。你来了正好啊，时逢其人，你有事没有？带没带其他任务？”

    “没有。”我答道，“就是来看地空导弹发射。”

    “好！那我就临时抓差了。”张爱萍副总长高兴地说，“试验发射结束后，你随我去出差。”

    “是，首长！”我顺口问了一句，“去哪个方向？”

    “天机不可泄露！”张副总长神秘一笑，说，“6月2日，你随我的专机走。”

    “好的！首长，我要不要向作战部领导报告？”

    “不必，我亲自给你们王尚荣部长打电话。”

    张副总长亲自打电话给我请假，却又不交代去向和任务性质，我心想，此事非同小可。

    6月2日

    上午，张副总长将我叫进他的房间，指着沙发对我说，李参谋，你坐，我有一件要事向你交代。

    说着，他将房间的门关上，坐到床上说，你不是要问这次跟我出差做什么吗？现在我宣布保密纪律。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我问道。

    “经国大事！”张副总长说，“这件事，知道的范围很小。中央领导只有政治局的7个常委、书记处的彭真同志和军委的3位老总知道。记住，一定要烂到肚子里边，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我点了点头说：“请张副总长放心。我是军人，保守秘密胜于生命。”

    “好！长话短说。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我们国家要搞首次核试验了，你随我去做这件大事。”

    核弹头的核心部分比铁还黑

    6月4日

    吃过早餐后，我们驱车去了金银滩的原子弹制造基地——××厂，看望干部职工。

    50年代末，××厂就开始在这里建厂。这座核工厂占地很大，分布在金银滩方圆数十公里的地域，由九院分管，警卫森严。为了防核辐射，也为了抗击敌人动核手术，主要的制造车间都建在地下，或者用土山包掩盖起来，几十公里的厂区，蔚为大观。

    最令我感到激动的是，我陪张副总长参观××厂，第一次看核弹头的核心部分。那个核心部件，即使掉地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比铁还黑。

    我们站在现场，围成一圈观看装置加工过程：工人用车床在铣，进行切割。当时工人并没有什么防护，用铣床切割，火花四溅，开始什么罩子也没有，后来加了一个有机玻璃罩子。

    我们就简单换了一件白工作服，站在一旁，没有谁心惊胆战，望而却步。我问现场的一位工程师，有什么防护，今后会有什么影响？他说，没有什么啊，吃了核剂量，喝点茶水就可以排泄了。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喝啤酒，或者吃猪血。那个年代，在遥远的大西北，啤酒是奢侈品；猪血，也是不容易寻找到的啊。

    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代号为啥定为“596”

    6月5日

    吃过早餐，陪张爱萍副总长看望了××厂的干部家属。虽然这是中国最核心国家机密——原子弹制造工厂，但是环境十分艰苦。张副总长一一询问，许多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挑选来的，工人多是七级、八级技工，政治上要求百分之百的可靠，历史查遍祖上三代，可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中坚。他们到这片荒原上工作生活，抛家别子，无悔无怨，为自己能参加中国的原子弹绝密工程，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

    晚上散步时，我问张副总长，你今天谈到中央让你抓原子弹，搞了一个月调查，当年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争议是怎么一回事？张爱萍感叹地说，中苏关系渐渐走向决裂，苏联撤走了专家，将新技术协定援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半拉子工程扔进了西部的大漠上，甚至连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也不提供，绝尘而去。这一天恰好是1959年6月。二机部决定永远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把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定为“596”，造出中国争气弹。可是此时中央决策层围绕着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因为正值3年自然灾害，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觉得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原子弹的科研工作还是等经济好转了再上马，但是军队的几个老帅则主张，纵使困难再大也要上，这是关乎新中国命运和安危、坐稳江山的大事情。于是“下马”与“上马”的争论摆到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主张下马的同志摆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认为如果此时上马原子弹，国民经济便会雪上加霜。陈毅元帅的态度最坚决，说：“一天都不等，一天都不能停。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上来。”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也都大力支持要搞下去。林彪说，原子弹就是架在火上烧，也要将它烧响。我的意见也很明确，我们不能没有打狗棒。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少奇同志当场拍板，先不争论上马下马的问题，派人调查清楚原子能工业的基础和现状，再定也不迟。陈老总和聂老总说，派张爱萍吧，他是副总参谋长，管军队武器装备的。主席和少奇同意了。

    中国核试验场从敦煌附近移至罗布泊

    6月13日

    晚上坐下来，我问（马兰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马兰基地是怎么选定的？

    张蕴钰司令员介绍说，1958年5月22日，军委决定上马原子弹工程后，时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的他经陈赓大将推荐，担任首次核试验基地建设第一任司令员。他走马上任时，苏联专家已经帮助中国选定了核试验场，在距敦煌120公里的大漠。那年国庆刚过，张蕴钰去了敦煌，看了苏联专家的核试验场设计方案：试验场可试爆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靶场编有力学测量室、光测量室，以及靶场主任、学术秘书等，全是苏军配置。

    张蕴钰愕然，说我在上甘岭与美国佬交过手，他们太牛了，凭着现代化武器狂轰滥炸。我看过资料，美国人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而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试验两万吨级TNT，太小了。

    在苏联专家选定的核试验场转了一圈之后，张蕴钰按捺不住了。不行，这个选址不行，离敦煌太近，莫高窟千佛洞、还有鸣沙山，可是世界级的人类文明啊！他驱车所至之处，尽是大漠孤烟，长城雄关：玉门关、阳关遗址，中华民族的一帧皇皇青史，皆靠这些地理地标来作证了。倘若核试验场真在此地，蘑菇云一旦腾空，千年奇观便会毁于一旦。

    “苏联专家说这里能搞两万吨的试验。”随行人员解释道。此话一出，竟将张蕴钰激怒了：“一个拥有上千万吨氢弹核大国的建场专家，怎么会把一个新型核试验场的试验当量目标定在两万吨之内？两万吨和1000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远不会平衡！两万吨支撑不了一个6万万人的民族！”

    张蕴钰回到北京，力陈选址敦煌以西120公里处的诸多不便，提出重选核试验场，获得了陈赓大将等人的支持。

    核试验场究竟选何处好呢？周恩来总理在地图上，用铅笔往新疆罗布泊一画，说，楼兰古城的背后，不是有一片偌大的戈壁吗？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和张志善、史国华等人飞抵乌鲁木齐；20余人分乘4辆吉普车和两辆“63”运输车，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勘察小分队，直奔罗布泊。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对地貌、水源、土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里北连博格达峰支脉，南接阿尔金山，南北两山巍然而立，是两道自然屏障；东部为丘陵，再南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罗布泊和孔雀河镶嵌其中，水源丰沛；正中部是一条狭长的原始戈壁，周遭几百公里无人烟，也毫无矿藏开采价值，只有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和寸草不生的砾石。西方的探险家称这里为“死亡之海”。

    “死亡之海”是核试验的风水宝地啊。

    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总参谋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

    空军秘密挑选一个伊尔-12机组执行穿越蘑菇云的任务

    8月24日

    早晨起床之后，张爱萍副总长将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李参谋，坐，坐。我有一个事情要对你说。你的任命昨天批复了。

    我的任命？首长，什么任命？

    经请示总理，并备报罗瑞卿总参谋长，任命你为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等8个部门。由于高度保密，就连总参作战部的领导也不知道你担此要职，你就做一个无名英雄吧。

    8月26日

    我们这次来罗布泊主要有3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原子弹爆炸的铁塔的搭建情况；第二件事情，就是查看建设地下指挥所和爆心附近的停机坪；第三件事情就是落实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指示，组织安排相关单位，包括军兵种及民防送去原子弹爆炸后效应试验的装备，如动物（狗和白鼠）及民防建筑。

    一踏进马兰基地，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了宣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选择了永恒的沉默。对于“保密无小事”，技术总队的领导汇报了这样一件事情，受到了张爱萍副总长的表扬。令我一直记忆犹新：有一天，戈壁突然狂风四起，刮得天昏地暗。一位工程师手中的图纸被狂风吹走了，他跑了十几里地，找了4个多小时，终于找回了那张图纸。

    8月29日

    今天，空军作战部恽前程副部长告诉我，1964年年初，空军领受了穿越蘑菇云的任务后，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航空兵某师来担负这项光荣任务。某师在全师范围内秘密挑选了一个伊尔-12机组，机长郭洪礼，1950年参军，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被选为飞行员。接到穿越蘑菇云的任务，机组成员无上光荣，7月下旬就飞往北京作战部领受任务。恽前程副部长交代他们，受领两个任务，一个是中国的第一团蘑菇云冉冉升起时，飞机进行穿云取样；再一个是对飞机进行改装，在后面装两个取样器。

    何时核爆争议大，主席一言定乾坤

    9月3日

    召开核试验委员常委会议。得出结论，向军委写报告，可以正式试验了。我忙着完成向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首次核试验情况报告，一组组数据发过来了。

    9月16日

    上午9时，中央专门委员会连续两天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我）在工作人员席上，目睹和记录了影响一个民族命运的中国大决策的历史性一幕。刘西尧读了由我起草、经过张爱萍副总长修改的《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的安排汇报提纲》。随后，专委会围绕着空爆、地爆和对外影响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周恩来总理说，试验时间要做两手准备，或暖季、或寒季，我更倾向于明年的二季度再搞。可是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则力主10月试，他说请总理再考虑一下，早响更有利，而且拖下去，夜长梦多。周恩来明确地提出季节不合适，可能今年不会试，就准备明年的方案，提到主席处，最后由主席定。

    9月17日

    昨天对于核试验的最后时间没有定下，今天下午2点30分，中央专委再次召开会议。我依然是以张爱萍副总长的一个助手身份与会。

    会议一开始，总理与贺龙、李先念、薄一波等几位副总理研究了核贮存的新建方案和两弹的结合问题后，把核试验的时间问题再次提到了桌面上。周总理再次提出……今年要搞，9月下旬要下决心。今年搞不成，就是明年四五月份气象合适。时机来不及，就推到后年，有个好处不仅塔爆、空爆，而是两弹结合。1966年10月争取两弹结合。

    我坐在一旁观察，明显地感觉罗瑞卿总参谋长一直力争要在1964年10月间搞核试验。罗总长说，总理，据公安部报告，美国《商业周刊》上说美苏要搞掉我们的核基地，值得警惕。张爱萍立即报告，为确保核基地和核试验场的安全，我们已经做了预案，并进行了空军和防空兵力的部署。

    总理说要报告主席。我作为当时中央专委会议的参与者，真实地记下了当时中央决策首次核试验是早响还是晚响的决策过程。

    9月20日

    罗瑞卿以三军总长的名义，呈报毛泽东：建议首次核试验早响，最佳时间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并说明有气象窗口。主席在这些攸关中华民族大事的决策上，总是气吞江河、雄视众山的大手笔，他马上批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要防止原子弹响了以后敌人对我马上报复

    9月23日

    周总理在三座门召集张爱萍、刘西尧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与会的还有贺龙、陈毅、罗瑞卿、刘杰等人。总理传达了毛泽东对首次核试验批示后，开宗明义地说：“主席同意搞，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随后，他指着张爱萍和刘西尧说：“你俩还有什么人去？运输怎么搞，知道的人不要太多，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这个时期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电报要有线电报，加保密。”

    他特别指出：“要防止破坏，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了。但总是要有些准备，国防科委、军委提出要求，总参准备嘛，防空、公安保卫，总是有几道防线。”

    首次核试验的空中和地面都要布防。周总理对贺龙和罗瑞卿说，为防止敌人动核手术，西北一线，要调飞行师和高炮部队进去，形成对空防线和火力网。

    这个重要会议还没有结束，张副总参谋长站了起来，向周总理告假，说今晚外交部安排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

    总理仰起头来，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下不为例。告诉乔冠华，以后再不要安排爱萍同志的外事活动。

    张爱萍副总长站起身来，刚准备离去，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起来，说爱萍请留步。

    我见总理走了过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周总理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

    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总理，没有带啊！

    周总理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看看里边有没有字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带出去。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周总理的处事缜密。在总理的督导下，张爱萍真的将自己几个衣兜都掏了一遍。没有搜出什么，总理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首次核试验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书记处也只有彭真知道，范围很小。一旦泄露出去，就会捅破天的。”

    随后，我与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秘书李鹰翔，国防科工委的处长高建民一起编暗语。因为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大家同意，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将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连接火工品的电缆线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我写完后，当天晚上便送给了张爱萍，密码对照表上规定：正式爆炸的原子弹密语为邱小姐，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台为住上房，原子弹插火工品，密码为梳辫子，气象的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有关领导也有相应的代号。张副总长看了后连声说：“旭阁，你们编得好，既形象生动又隐秘难猜。”

    9月26日

    下午，飞离北京，前往新疆罗布泊，有点像出征的感觉。我与素墨（即作者的妻子——编者注）告别时，拍了拍她的肩膀，说，素墨，准备当寡妇吧！

    素墨是老兵了，虽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会知道我这句话的含意和分量。

    10月13日

    14时，我起草完了万一不成功时的处置方案，经过张爱萍副总长签发后，再次报中央。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10月16日

    张副总长在凌晨3时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定在10月16日15时。

    原子弹于早晨运到了铁塔架前进行交接：张爱萍再度下达命令，8点钟插火工品。我又向总理办公室发了第二个暗语，邱小姐在梳妆台，8点钟梳辫子。火工品插好后，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我给总理办公室发第三个暗语：邱小姐住上房。

    8点离开试验塔,我跟随张爱萍到主控站，进了主控室,看到电源正常。主控站的大学生韩云梯，是首次核爆炸的操纵员，他压力太大，不敢按电钮，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张爱萍做他的工作。见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已将主控站的起爆钥匙交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时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手里，张爱萍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我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传达总理指示：“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张爱萍立即与我直接通一次电话。”

    12时抵前进庄，欢送防化部队出征。

    13时我跟随张爱萍来到距离爆心60公里的观察所。

    核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批人在零时前几分钟，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向背而卧。

    我说，为了看到原子弹爆炸的瞬间，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旭阁，勇气可嘉，但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坚决不许面向爆心。

    15时准时起爆。

    这时，我再次摇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握在手中，屏住呼吸，等待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一刻的降临。

    倒计时秒表在嚓嚓作响，我的心已禁不住一阵紧张跳动。随着指挥员10、9、8、7、6、5、4、3、2、1的倒计时报数，只听一声起爆口令，死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远处传来一声轰隆隆的雷霆巨响，大地震颤了，遥远的天边，一个火球缓缓裂变，红云般的蘑菇浮浮冉冉，冲天而起，扶摇苍穹，飓风天地。一会儿红色蘑菇云在半空中漫漶翻卷，次第成乳白色。白云悬空，美丽的毒蘑菇绽放天地之间。

    空中、地面剂量侦测，证实烟云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铁塔已完全消失(共14节,实际第7节以上汽化,下边7节矗立)，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以上，距爆心23公里处记录到冲击波超压,距500米的一些探头被打坏，烟云的外观同一般文献所记录的原子爆炸外观相同。

    核爆炸后30秒，张副总长与总理通话。

    我欣喜若狂，却没有忘记将手中的电话递到张爱萍手中，说：“总理就在电话旁，他在等你报告情况。”

    猝然不惊的张爱萍此时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周恩来在电话里问张爱萍。

    张爱萍扭头问身边的核科学家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是核爆炸！”王淦昌肯定地回答。

    科学家与我们不一样，他们不轻易说话。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工程兵、防化兵，在第一线拿到了数据。坦克发生了位移，军舰的模型，还有效应部里的猴子、兔子都发生了变化，对此工程兵、防化兵总结了7条，张爱萍一并报总理。

    周总理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毛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我马上去向他报告。”

    我站在张爱萍身边，将这历史性的一幕铭刻于心。

    我到爆心上空观察和拍摄铁塔毁伤情况

    10月17日

    首次核试验尘埃落定，核爆铁塔究竟毁伤成什么样子，张爱萍总指挥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庆功宴过后，张爱萍忧心忡忡地说，旭阁啊，也不知那铁塔炸成什么样子了？

    我主动请缨道：“张副总长，我明天坐直升机飞到爆心，从空中看看铁塔倒塌的真实情况，回来向你报告。”

    “不行！太危险。”张爱萍摇了摇头，“现在爆心核辐射和核沾染超标千万倍，对身体危害太大！”

    “科学家们说没事，只要防护得当。”我毫无畏惧地说，“我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问题不大！再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在我再三请求下，张爱萍副总长同意了，叮嘱我，一定要防护好自己。  

    核爆后的第二天，爆心废墟上仍旧弥散核尘埃，探试仪器指针未进核心圈，便指向尽头，蜂鸣器突突地叫得人心慌。我穿上防化服，戴上防毒面具，与马兰基地一位摄影师，登上直升机，鹞然而起，往60多公里外的爆心飞去。十几分钟后，飞抵核爆炸的铁塔上空。我让飞行员在空中悬停，自己伸出半个身子朝下俯瞰。核爆过后，铁塔扭曲变形成了一堆麻花，倒成一片，化成铁水，凝固于地。我请飞行员从不同方向，飞掠铁塔上空，让摄影师选最佳角度拍摄。一直在爆心上空盘旋了10多分钟，完成了所有观察和拍摄，才安全返航，降落到洗消站进行洗消。随后我抽下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伫立直升机前，留下了一张照片，也留下了中国军人的勇气和豪情。

    10月18日

    中国的原子弹响了以后，美苏两大国全知道了。他们在周边国家监视中国，设了许多地震仪，飘过去的放射性尘埃，也收到了。一些资料证明，敌人用飞机从我沿海高空烟云中收取的放射性物质、从未裂变的剩余燃料与裂变碎片的数量比例，可能判断出爆炸效率和水平；从微尘中含有的铁和沙土元素，还可以判断出我爆炸方式，并可估算出大致的当量幅度。从照片上推断当量并不是最主要的方法，因此，中央专委决定可以公布蘑菇云照片。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召开专家座谈会。王淦昌说，1945年，美国第一次投原子弹时，我在国外教书，我说的只是原理，没有想到自己参加了（新中国）首次核试验。

    我们国家100年的历史是受欺压的历史。我国搞核试验，就表明中国站起来了，挺起腰杆了。说来说去，世界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力量，谁也瞧不起你。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被美苏两霸核讹诈的时代过去了。

    （本文摘编自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同志所著的《原子弹日记》一书，小标题系编者所加。本文图片由李旭阁同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