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受访者认为大学行政领导兼做科研弊大于利

    日前，湖南大学新任校长赵跃宇正式对外宣布，在自己任校长任期间，将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他解释此举是为了给全校师生做好管理服务工作——不亲自带学生，是为了带好全校所有的学生；不做课题，是为了全校的老师能够更好地做课题。 

    他的这番表态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反对者质疑，不带头做学术的校长不是好校长；支持者认为，目前大学行政领导兼做教学科研，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术资源的合理分配，赵校长的做法值得肯定。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3010人进行的一项名为“你如何看待大学校长兼做科研”的调查显示，74.3%的人支持赵跃宇校长的做法。在自愿参加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高校教职人员占36.5%，教育部门管理人员占8.7%。

    “评价一个大学校长好坏的标准，应该是他管理的大学的业绩优劣”

    最近，江苏省某高校教师张力（化名）正为课题的事情发愁。他去年拿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因为任务繁重，需要吸纳其他老师作为课题研究成员。可他每次提出申请时，都被以可能影响学校正常教研秩序为由拒绝。张力认为，这个理由只是托词。他觉得，自己的课题之所以得不到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校领导没有参加。

    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刘义（化名）告诉记者，当下高校行政领导运用权力谋取学术资源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他看来，学校内部分配研究项目等学术资源已经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其中“最占便宜的”是那些既有学术身份，又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想不得到好处都难”。

    刘义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聪明”的老师很愿意去做行政职务，因为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行政领导，情况就会大不一样。而一些一心只想做学术的“清高”的老师，就很难拿到与自己学术能力相匹配的学术资源。

    “我身边有不少同事抱怨过学术资源分配不公，可是抱怨有什么用呢？行政领导在学术资源分配中占得先机成了潜规则。要么屈从于这个规则，要么就被规则所淘汰。”刘义无奈地说。

    调查中，85.4%的人感觉，大学里行政领导兼做科研的现象普遍存在。

    调查显示，71.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行政领导兼做科研弊大于利。83.1%的人担心会导致行政权力影响学术资源的合理分配；70.4%的人担心会加剧大学官僚气息，影响学术自由；60.2%的人担心领导精力有限，两头难以兼顾；47.4%的人担心影响科研质量；46.4%的人担心影响其他大学老师的发展机会。

    “大学校长不做科研，对个人而言是‘灾难’，对学校而言则是‘福祉’。”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教授说，湖南大学校长的这一做法乍一看好像是作秀，但实际上他是在个人前途与学校发展间作出了重大抉择。作为学者型校长，放弃科研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众多奖项的角逐，放弃了当选院士的机会，是事关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这样的选择却能让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到服务学校发展上去，整个学校最终会因此而受益。

    对于大学校长是否应该放弃科研，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持保留意见。他说，对于一般院校而言，校长专注于管理而放弃科研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校长如果几年都不做科研，不了解学术的基本发展情况，又怎么能做好管理呢？

    “当今社会对校长这一岗位性质的认识出了问题。”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学术上的佼佼者。但问题是，学校的管理与做学术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很难同时把两方面都做好。更重要的是，校长等学校行政领导做学术，可能出现通过行政权力谋取学术利益的现象，从而导致政学不分、权力通吃，最终败坏学校的学术风气。“评价一个大学校长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学术做得好不好，而应该是他管理的大学的业绩优劣。”

    91.6%的人期待大学进一步去行政化，还学术自由发展的空间

    刘海峰认为，大学校长是否愿意继续做科研，本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是由于大家对大学去行政化的期待很高。

    调查中，91.6%的人期待，大学能进一步去行政化，使行政权力与学术分离，还学术自由发展的空间。

    “去行政化”一直是当前大学改革的主题词之一。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写道，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也进行了一系列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践。

    时至今日，大学去行政化的效果怎么样？调查中，93.4%的人认为，当前我国大学中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学术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身份为高校教职人员的受访者中，持这一态度的人员比例多达94.1%。

    刘义坦言，虽然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不绝于耳，但就他的实际感受而言，大学行政化的“病症”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发严重了。在他看来，没有具体可操作制度的跟进，所谓的规划免不了成为摆设。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决不只是校领导不进入学术委员会那么简单，关键要看学校的权力结构有没有发生改变，校长等行政领导权力通吃的现象有没有得到遏制，教授、学生的自主权利有没有得到提升。”熊丙奇认为，真正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一方面要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部要理顺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避免行政权与学术权纠缠不清。

    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改革针对的群体就是当前的高校行政领导。他们是当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与改革话语权。湖南大学校长能够“向自己开刀”，的确值得钦佩。可是，对于那些不愿意“向自己开刀”的大学行政领导又怎么办呢？这毕竟只是个人选择，缺乏制度保障。“所以，高校‘去行政化’的阻力非常大，很容易沦为表面上改革、实际上不改革的‘改革陷阱’。”

    大学“去行政化”关键需要做些什么？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教授治学，行政权力不插手学术事务”（77.4%）与“行政权力不干预学术资源的分配”（77.0%）与。接下来还有：取消高校各级领导的行政级别（59.5%）、行政领导不兼做科研（57.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