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2011年，微博用户在中国呈现爆炸式增长。去年，新浪网发布的《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预计，当年底中国互联网微博用户将突破6500万。今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已增长到1.95亿。在最近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钱小芊表示，目前我国微博用户数量已超3亿。
在微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公众的关注：微博与谣言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意见领袖在微博传播中起着何种作用？微博给政府社会管理带来什么挑战与机遇？如何看待微博对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安全可能发生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生。
微博可以传谣，但也可以成为“谣言粉碎机”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人将“微博时代”称为“谣言时代”，您是新媒体专家，对此，您怎么看？
刘瑞生：首先要明确一点，谣言自古就有，并不是有了微博，谣言就突然多了起来。微博上谣言的泛滥，主要在于微博强大的传播功能提升了谣言传播的速度、广度和强度。
众所周知，微博有140个字的表达限制，这就注定了微博表达的碎片化。很多人使用微博的目的主要在于表达微观感受，而非客观、理性地陈述事实。在这种碎片化、情绪化信息主导的环境中，短时间内确实难以形成对事物全面、客观、理性、深入的判断，从而给谣言的轻易扩散创造了机会。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少矛盾冲突比较尖锐，各种利益也在交织博弈，而这些问题都集中呈现在微博这个“拟态社会”中。正是由于大量矛盾与利益的存在，在微博上利用谣言攻击别人、宣泄情绪乃至谋取利益的行为就变得比较普遍。比如，侵犯个人隐私、造谣、恶意中伤竞争对手等，甚至国外一些势力也用类似方式渗透其中。由于我们的互联网表达是匿名的，微博的实名认证尚未普遍推行，匿名且不负责任的“微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猖獗。
中国青年报：很多用户感叹，在微博上造个谣很容易，要辟谣却很难。
刘瑞生：的确如此。微博属于低成本传播形态，造谣成本几乎为零。想要辟谣却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找资料求证，成本非常高。而且由于谣言占有先发优势，先入为主，辟谣的效力远远赶不上谣言的传播效力。
其实，谣言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明知谣言却保持沉默。可能也正因感受到了默许谣言传播的危害，一些网友自发组成了辟谣联盟。我相信，随着微博对现实社会影响力的扩大，随着网民社会责任感以及自身辨别力的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辟谣大军”。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微博同样也可以成为“谣言粉碎机”。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工作做得越主动，谣言的生存空间就越小。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种说法：“一上微博，感觉天都快要塌了；下了微博，感觉身边一切都还行。”为什么微博会给人们这种现实错觉？
刘瑞生：这确实值得好好地深入研究。我个人觉得，这与微博用户的构成和特点有关。现在微博用户的主体是城市的年轻人，他们一般学历较高，表达能力较强，但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使得他们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试想，对于一个买不起房、交不起孩子择校费、承受不起高物价，甚至上下班都挤不上公交、地铁的年轻人而言，他要找个地方随时发发牢骚、“吐吐糟”，也很正常。
何况，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期，积累了不少社会问题，老百姓有意见。这也使得微博上集中出现了很多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批评意见。在我看来，这些批评绝大多数都出自好意，目的是希望引起政府重视，尽快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把这些批评全部看成消极、负面的东西。不可否认，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动机不纯的批评，但我认为那不是主流，在中国现在这种全球领先的发展状态下，也难以成为主流。
中国青年报：难得听到有人这么说。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您这样的的洞察，对于生活压力大、容易做冲动表达的微博青年用户，您有什么建议？
刘瑞生：首先，不能为吸引眼球而乱发或随便转发信息；其次，应该了解，微博是集中体现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拟态社会”，需要随时对迎面而来的信息提高警惕性与判断力，避免自己成为谣言的传播者；第三点，也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微博使用者要有“辟谣有责”的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只要自己能确认信息不实，就要及时站出来澄清，不让谣言轻易过了自己这一关。在难辨真伪而信息又涉及他人利益时，要学会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想一想。要知道，如果你轻易转发谣言伤害了别人，你有一天也可能成为类似的受害者。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意见领袖目前在微博中的作用？
刘瑞生：微博是“自媒体”，每个人都能在上面发言，理论上每个人的话语权是平等的。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现实世界中影响力大、有话语权的人，他们的优势也会被带入微博的虚拟空间中，成为那个世界的意见领袖。
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意见领袖在传播中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现在有些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没有善用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的一些言论完全可以用“语不惊人死不休”来形容。在传播学上，惊悚言论确实能很快吸引人，让粉丝倍增，影响力迅速扩大，知名度提升，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传统媒体的采访或外出办讲座机会的增加，而这些最终都会兑现为各式各样的现实利益。
在微博上待久了，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有些专业人士经常对非个人专业领域的问题喊出“惊人之语”，发表“独家之论”，有些甚至违背基本学术常识，还带着显著的情绪，甚至谩骂。可以说，对于这样的“意见领袖”，就应该多多观察、存疑了。
中国青年报：只是观察、存疑，就可以吗？
刘瑞生：如果这些意见领袖的不当言论触犯了法律，就应依法惩处。但如果没触犯法律，那么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对此，我们这个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的社会，也应有起码的自信：只要意见领袖的言论有严重错误，我们就不用担心。真理越辩越明，只要能得到充分辩论，一些不当言论的马脚自然会露出来。
据我观察，现在有许多网友已经开始站出来，大胆指出意见领袖言论中的错误，与他们进行辩论。而且经常能看到的情况是，网友摆事实、讲道理，把意见领袖们批驳得无言以对。正是由于参与辩论的网友越来越多，意见领袖的一些不当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消解了，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意见领袖”的面目也被网友揭穿了。
政府官员敢于接受批评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支持
中国青年报：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通了微博。新浪网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1月初，仅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府机构微博就有9960个。您怎么评价政府部门开微博？
刘瑞生：这很值得肯定。以前，当网络上出现舆论事件时，相关政府部门更多地是被动应对，有时甚至进行简单化处理。但现在许多政府部门主动开微博，这是极大进步。
现在的政府部门微博，有一些做得非常好，比如“外交部小灵通”、以“平安北京”为代表的公安微博等。但有些政府部门的微博也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微博缺“魂”，只是简单发布一些工作信息，粘贴一些无关痛痒的新闻。
中国青年报：那他们应该怎么做？
刘瑞生：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在微博上，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更平等、更近距离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政府部门的微博想要取得好效果，就不能高高在上，而要学会与网友打成一片，在与网友的频繁互动中形成顺畅沟通，并在线下解决具体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面对与微博有关的问题时，政府部门官员应该有底气，要相信网民中的绝大多数。前不久，江苏省镇江市城管局长郭必东在网上对自己单位司机下班时间开“霸王车”的行为向网友道歉，并主动承担责任，表示欢迎公众监督。有意思的是，在郭必东上网道歉前，网友几乎是一片骂声；可是在他道歉后，网友的回复中慢慢多了宽容的声音，甚至有网友为郭必东敢于认错的品质喝彩。可见，网上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多么可怕。关键问题是，政府官员在面对网络上的批评时要有底气，有错误就诚恳道歉，是误会就耐心解释，敢于接受批评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微博给政府社会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哪个更大？
刘瑞生：微博时代，政府社会管理受到的挑战不小，机遇也很大。只要用得好，微博完全能起到加强官民沟通、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等积极作用。
我们政府执政理念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微博实际上就为普通公众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渠道，而且它还大大降低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以接访为例，现实中的大接访往往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只要政府愿意，微博上天天都可以大接访。可喜的是，北京等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微博前不久开通了私信功能，能与公众一对一地沟通。这种做法很值得全国推广。
只要越来越多爱国网友站出来，西方对华意识形态攻势很难得逞
中国青年报：《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中提出，微博等新媒体是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然而有人认为，早在今年2月，“美国之音”就宣布停止对华广播了。美国都放弃了意识形态攻势，我们继续提意识形态安全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
刘瑞生：对于“美国之音”宣布停止对华广播一事，国内存在很多错误认识：首先，“美国之音”只是在今年2月宣布计划停止对华广播，实际上它并没有停止。今年9月30日，它已宣布将继续对华广播。蹊跷的是，关于“美国之音”停止对华广播的新闻国内报道得很多，关于其继续对华广播的新闻国内几乎没怎么报道；其次，在“美国之音”今年2月宣布计划停止对华广播时，涉及的也只有粤语与普通话两种语言，藏语广播他们不仅没有停止的计划，反而是要加强的。用“美国之音停止对华广播”做新闻标题很容易误导国内公众。最后，就算“美国之音”停止对华广播，也不等于美国放弃对华意识形态攻势。要知道，他们在拟停对华广播的同时，是要将这部分人员、资金等资源都投入到以微博为“主阵地”的对华网络新媒体传播攻势中。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意识形态战略正经历转型，从传统媒体转向互联网新媒体。“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早就相继开设了中文网页、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在推特（国外知名的微博客服务网站——编者注）上注册了账户，并且不断资助一些有影响力的华人开设中文博客、微博。
在“美国之音”刚刚公布的2012年至2016年的规划中，也明确了要进一步加强新媒体传播战略。众所周知，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还没见底，政府赤字情况也很严重，即便如此，“美国之音”今年的预算资金不降反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不但没放弃，没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中国青年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略转型背后的原因何在？
刘瑞生：美国历来是很重视投入与产出比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也不例外。传统的电视、广播等传播手段容易受到政策、技术的限制，很难实现全球性的传播。可是互联网新媒体，几乎全球各地的人都可以轻易接触到，而且破解技术限制的方法也相对更简单，所以它自然会被美国等西方国家选为意识形态攻势的新阵地。
中国拥有5亿网民和9亿手机用户，是全球新媒体用户数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前任驻华大使、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洪博培日前在一场总统选举的党内电视辩论中就明确说，应联合他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这些人是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中国有5亿互联网用户，有8000万博主。他们将带来变化，类似的变化将“扳倒中国”。
尽管这只是洪博培的“一厢情愿”，但毫无疑问，我国应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青年报：有人反驳说，微博就是微博，不存在什么意识形态问题。
刘瑞生：连西方学者都认为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说只有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算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在新媒体时代，其表现方式无所不在，一部大片、一个电子游戏、一篇报道、一张图片，都可能暗含意识形态。所谓不存在意识形态的观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其实就连“美国之音”的记者也认同我们对美国意识形态攻势战略转型的判断。今年7月9日，我们举行了《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新闻发布会，书中有一篇关于“美国之音”的报告。发布会前，我们先把报告提纲发给了相关媒体。结果发布会当天早上，来得最早的媒体就是“美国之音”。我们的发布会9点开始，他们的记者8点就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在采访我时说，他们认为，我们的报告是目前对“美国之音”新媒体意识形态战略认识最全面、客观、深入的文章，他们会把《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带回“美国之音”总部。
中国青年报：那在这场新媒体战争中，我们只有防守的分儿吗？
刘瑞生：当然不是。在世界传播旧秩序中，西方媒体占据着绝对话语权。在微博等新媒体环境中，西方媒体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新媒体毕竟是开放、低成本传播的平台，任何个人、组织甚至国家都能运用它传播自己的声音。
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以饶谨为代表的爱国青年揭露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编者注）等西方媒体对2008年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在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由于国内主流媒体缺乏第一时间的声音，给CNN等西方媒体留下了造谣的空间。当时，我们国家在国际舆论中很被动。饶谨等几个爱国大学生挺身而出，发起“收集整理西方主流媒体作恶的证据，发出中国人民自己的声音”的号召，并建立了反CNN网站。饶谨他们的行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华人的广泛响应，反CNN网站的日访问量迅速突破50万。而饶谨等人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的反映实际情况的图片、视频，使得世界各国的人们认识到了西藏“3·14事件”中被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我们在国际舆论中的声誉。
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爱国力量。其中一些年轻网民，不仅懂外语，比老一辈更容易接触到世界舆论中关于中国的言论，也更能及时辨别出意在攻击中国的不实信息。只要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爱国网友站出来，西方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就很难得逞。
中国青年报：除了应对人家的攻势之外，我们也应加强自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但现在不少年轻人对我们国家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全无概念。您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
刘瑞生：首先需要明确，并不是说得越多、声势越大，意识形态构建的效果一定就越好。以写一篇赞扬好人的作文为例：如果只是一味简单、空洞地赞扬某人好，读者未必真会认为这个人好。但如果能写出一些具体生动的故事来，可能不用一个“好”字，就能让读者读完故事后自然而然地对这个人留下好印象。这才是实现了有效传播的好文章。
在微博等新媒体时代，不是说把传统的报纸、电视媒体的东西放到网上就完了，而是要学会生动地讲故事，学会互动，真正抓住公众的心。比如《亮剑》、《潜伏》、《士兵突击》等电视剧，其中并没有直接或机械地宣传意识形态，但精彩的故事情节在抓住观众的同时也让他们接受了主流价值观。这才是我们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中需要的文化作品。
另外，我们在注重意识形态构建的同时，更要下功夫尽快解决那些紧迫的现实问题。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当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保障了，现实生活幸福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才真正具有说服力。反之，如果现实情况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出现大的反差，那我们说得再好，可能也很难取得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向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