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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雾霾天气击中民众的“污染焦虑”；食品行业的新国标制定引发“食品安全焦虑”；“郭美美”事件和“河南宋基会”事件引发“公益焦虑”；“限堵令”与“出行难”带来“拥堵焦虑”……这些纠结与争议背后，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公共焦虑”。（《中国青年报》12月22日）
“公共焦虑”并没有出现在2011年的年度热词和年度汉字里，但其中无论哪一个字词，其实都渗透着民众深深的焦虑，“公共焦虑”已成为2011年中国社会繁复图景的浓浓底色。那么，我们到底为何如此焦虑？
一者，现实生活中确实可能存在公众情绪相互感染、相互激发的情况，经由互联网的强大动员，一旦发生一起公共事件，则整个社会的关注立刻聚集起来，蔚成声势。正因为网络的高度互动，媒体的强力介入，才使得以往处于蛰伏状态的“公共焦虑”发散开来，并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而公众相互之间的情绪传递，使得一些价值迅速凸显、一些意见迅速传播，当然，与之相关的社会共识也在一点点逐渐形成。
再者，“公共焦虑”如此深广、频繁，也折射出时下公共决策的某些迟滞、含混和霸蛮。大凡能进入“公共焦虑”视野的，往往都是事关公共利益的话题、事件。社会公众对此表现出一点关心，希望多一些参与，甚至期待有自己的一份表达，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这样的参与关乎个人利益、内心安宁，更体现了现代社会最为稀缺也最该珍视的公民精神。负责主持这些公共事务的政府、社会组织等，理应以包容、宽容、开放的心态直面公众，持平行事，而不是习惯于权力宣示、封闭运行、暗箱操作等。
以PM2.5监测为例，公众明明已体验和感受到空气污浊，可一些城市的管理者还在那里大唱高调，甚至说什么“雾天不等于污染天”、“现在与以前比有进步”，这样的回应效果可想而知。日前，国家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副司长朱建平接受采访时披露：“个别地方一些主政者，不是把精力放在改善环境质量上，而是放在改善环境数据上。”（《京华时报》12月22日）官员一旦热衷于改善“数据”而非“质量”，民意又如何不焦虑？
还是2010年，一个“被”字风行一时，进入2011年，在各方力量推动下，特别是中央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路之后，民意“被代表”的情形正在改观，公权力也开始习惯了被质询乃至主动开放。公共决策的核心正在于公共参与，而其生命力、公信力，也来自最广泛的公共参与。而开放一旦起步，民意肯定会要求更大的开放。政府不断释放善意，民众的“公共焦虑”才一点点消解。
眼下，国家环保部公布PM2.5监测发布时间表，称明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要开展PM2.5和臭氧监测，这正是政府对于民意焦虑的积极回应。
可见，政府包括一些社会组织，都应找到行为的边界，而公众的利益诉求，也在这样的边界中逐渐清晰。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在公共事务领域，政府部门应将信息发布模式从自上而下的“决定-宣布”模式，转化为多渠道、多层次的“反馈-协商”模式。如此，方才有可能真正化解“公共焦虑”。
要之，不是我们总喜欢焦虑，也不是我们总喜欢传递焦虑，而是政府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应积极回应民众的公共焦虑。唯有如此，公民离幸福才可能更近一点。
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