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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又有几位大师走了。
2月26日，朱光亚；3月2日，吴阶平；6月20日，何泽慧；7月21日，王大珩。如同2009年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辞世那般，此间四位科学界泰斗的远去，让公众在感叹中国“从此再没有大师”之余，还多了些对现世学术之风的痛斥与反思。
这一年的中国科学界颇不平静，先有研究员段振豪“包二奶”涉嫌腐败，后有饶毅等人落选院士再度引发学界的名利之争。这让人有些难为情，大师的远去，一次次敲响后辈对于学术本真的追求，而这样的提醒在当下学术水平良莠不齐、道德作风极其混乱的学术环境中，却又一次次无疾而终。
朱光亚：和老部下一起坐专机
“两弹一星”23位功臣中，除了王大珩，今年辞世的还有朱光亚。
多数人对朱光亚的了解，多是源于一封信，那是他在1950年年初亲笔起草的《致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在美留学生回国效力。就是这样一位被公认为爱国的科学界大师，在生活上却从未给人距离感，“平易近人”是后人回忆起他用得最多的词之一。
那是我国进行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现场自然缺少不了一手操办地下核试验的朱光亚。
回忆者说他们一行人乘军车，在戈壁滩上崎岖不平的沙石路上行驶，沿路在兵站休息、吃饭。在天山脚下住一宿，凌晨乘车翻越天山山脉，下午到达某处基地。在招待所住宿休整，之后就进入试验现场的“南山”。
在两山之间的山坳平地扎营后，一行人去参观坑道，从洞口进去，坑道如“L”字形，直道约有500多米长，最端头有一个爆室。巷道里面布满测试仪器、电缆，到处是屏蔽物。这一行人在爆室亲眼观看被试爆的“原子弹”的安装全过程，在原子弹爆炸当天，不少人看到全山头的各个山缝里直往外冒白烟像似“怒发冲冠”。
试验完后，朱光亚特地来看望这一行人，由于都是他的老部下，“熟悉、相识、有亲切感。”
朱光亚告诉他们可以搭乘他的“专机”，随同他一起回北京。听到这一消息的不少专家拍手欢呼，“可以免受再次遭遇沿途折腾带来的劳累之苦。从心底里十分感谢老首长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关怀。”
一代巨星就此陨落，夜空中那颗第10388号行星“朱光亚星”却依然闪耀。
这是人们在纪念朱光亚逝世时写下的话，缅怀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造诣，更有做人的真意。如今，大师一个个驾鹤西去，谁能接过大师的接力棒？
有人说，像何泽慧这样“求真”的科学家不多了，如果有，也只是被打入冷宫的下场。因为他们不会弄虚作假得不到经费，没有经费就做不出好的科研项目，终究出不了头。
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过消极，但在学术环境劣化的当下，除了假借大师们的几件小事，寄存于此，诫勉后人以外，制度上的保障的确更为需要。毕竟，学风早已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
吴阶平：指导别人论文不加个人名字
在人们印象中，吴阶平通常是在中南海为最高领导人把脉。这次，或许可以从一篇论文来重新认识这位医学界先驱。
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下作者的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当时的郭应禄是吴阶平的研究生。
事起一个来自武汉的病人，他从武汉到上海，又转而来到北京求医，最终找到了北大医院。吴阶平给他做了检查，查出了精囊癌，于是定下来做手术，郭应禄也跟着来到了手术台。
术后，郭应禄作了手术总结，并写了一篇论文，请吴阶平指导。
给出意见后，吴阶平拿着论文找到沈绍基，这是郭应禄的另一个导师。吴阶平问沈绍基：“郭应禄写了一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我的名字就不要了，你的呢？”
沈绍基也很痛快地回道，他也不要了。
“吴老态度很坚决，不要署他的名字。”每次说起这件事儿，郭应禄都感慨万千，“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没想到最后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吴阶平经常带着学生查房。恰好有一次，查到了郭应禄的一位患了肾结核的病人。他检查时摸了一下患者的下身，然后问郭应禄，你检查了他身体有什么发现吗？郭应禄答说没有。
吴阶平让他摸一下患者的下身。
郭应禄摸到患者下身发现附睾上有肿瘤，“脸当时一下就红了。”
不过令郭应禄没想到的是，吴阶平没有当着病人的面批评他，只是出了病房后让他到办公室来一下。
心虚的郭应禄站在办公室里，按他的话说“摇摇晃晃”。吴老见状招呼他坐下，跟他说：病人把生命交给咱们，咱们就要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任。我相信你的水平是能够查出来的。简短的交谈中没有指责，却让如今年过八旬的郭应禄记忆犹新。
何泽慧：不会说假话的科学家
作为钱三强的妻子，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但在生前，她的大部分光芒还是被其丈夫所掩盖。
去世后不久，学界开始细细回顾这位以“真”著称的女科学家。
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她而言似乎都毫无吸引力。人们说，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
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谈起造原子弹的种种，何泽慧语出惊人：那些是人家搞出来的东西，并不能算是真正物理学上的发现。此话一出，主持人立即语塞。
对她和丈夫两人的贡献，何泽慧有着十分谦逊的评价：“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如此而已。”
这样一句看似极不起眼儿的话语，却足以让整个科学界的伪科学家、伪院士为之汗颜。
何泽慧对科研保持高度热情，每次会议，何泽慧总坚持听完。多年前一次西藏会议，她还提出要出席，组织上考虑到她的身体，没安排她。事后她再三埋怨。
生前的何泽慧，虽已至耄耋之年，但一直坚持全天上班。有人考虑她年高体弱，要派车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她却坚决不同意。一个八九十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就这样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
这样的简朴让人难以想象。此前，何泽慧和她研究室的同事一起坐火车去山西开会，到了饭点，当地领导请她去餐车吃饭，老太太说，“不用，我从食堂买了一个馒头带着。”
而她的一块手表用了30多年，必须平放在桌上，表针才能转动，但仍舍不得买一块新的。
王大珩：拒绝于学术无益的样子货
现在，提起“863”，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大手笔，大资金，乃至大回扣等充满铜臭味儿的字眼，这多少会让最初提出构建它的王大珩等人心寒。
王大珩走后，有人为纪念他，曾发出这般感慨：这次他再也无法站起来说，不要称他是“中国光学之父”。
“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他们？”
王大珩谢绝的，不仅仅是这些名号，还有一些于学术无益的样子货。
当年，有人想号召同行组织会议，收取会议费牟利，并称之为“王大珩学术思想研讨会”。组织者先后3次去王大珩家里请他登台——只需要坐一坐，都不用讲话。均被王大珩拒绝，他认为这样的会议“毫无意义。”
一位知情人回忆，一次学术讲座的具体内容几乎都忘记了，但有关王大珩对国人参加学术会议不端行为的愤怒却记忆深刻。
那是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80多岁的王大珩身着白衬衣、背带裤，在讲演中直截了当地说，学术会议仅仅是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为了发表EI论文。他说，当下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尤其是EI/SCI检索会议，国人投稿文章几乎都是第一，乃至总数过半，但在会场时，往往只有寥寥几个国人出席，且被临时取消的论文几乎都是国人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光学学会加入了国际光学学会后，不少人举荐王大珩出任国际光学学会的领导。王大珩婉拒道，他从解放后一直从事科技组织工作，很少具体参加科研工作，很少发表文章，学术上在国际影响不大，还是推荐学术研究有成就的人去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