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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贯穿一年始末。
五六月，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突然接到停办通知，几千名孩子面临失学危险。
一纸通知令孩子的父母及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立刻陷入慌乱。忙乱中，有人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更多人留下来观望。
观望者有自己的理由：就在得知学校会停办的一个多月前，北京市的相关领导曾郑重承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教育问题上将享受“同城待遇”。
事实上，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外来务工潮的喷涌，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同时，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规范的管理，不少学校办学条件较差、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有人曾对北京当时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2/3左右没有教学经验，流动性非常大，而且劳资矛盾非常明显，校长中除了极个别是文盲以外，有一小部分具有大专学历，剩下的基本具备中等学历。
这样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的学校，遭受取缔的命运似乎在所难免。
以北京为例，2006年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曾下发通知，要求对未经批准的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随即，狂风骤雨般，一批未经批准的、窝棚式的学校被取缔。
取缔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前期准备的不充分以及后续工作的乏力，却进一步放大并凸显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
事实上，只要简单翻看一下这些年我国教育主管部门针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所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我们就不难发现，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应该由流入地政府解决。
但显然，今年北京市在这方面的作为有失妥当，难得高分。
北京今年的取缔行动开始的非常突然，在学校正准备备战期末考试的时候，一纸通知到来了。“下学期的书钱都已经交出去了，是不是应该早些通知我们。”已经被取缔的海淀区绿园小学的校长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按理说，这种关系到成千上万个孩子切身利益的整顿工作，理应要召集利益相关的人进行听证，退一步讲，没有听证也应该进行广泛的讨论征求民意。而事实是，什么都没有。
在北京市教委官方网站的2011年工作要点中，有很多相当细致的计划，比如增加2.1万个幼儿园的学位，但与打工子弟学校相关的，只有“继续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支持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办学”，没有提到与停办有关的任何计划。
直到整个事件甚嚣尘上，北京市相关部门才对该事件进行了回应，而此时，距离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停办通知，已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距离新学期的开学也仅剩十来天的时间。
据教委新闻发言人的回应，北京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学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多人。三个区已经制定和采取了分流学生的方案，并逐步到位。分流安置中掌握“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拆民居后拆学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组织具体实施；先分流安置后拆校舍。
但这种慢三拍的回应显然对于平息事态用处不大。
局面还是有点儿乱。
开学前，海淀区几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已经迅速地被分流到了5所公办学校，政府此前强调的非京籍适龄儿童少年，需要备齐“五证”才能在京借读的规定，在海淀区的分流中不再成为必要条件。朝阳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有的关停了，有的则“顶风”开学了。大兴区西红门镇的几所学校则在8月20日前后收到了“继续开学”的通知。
但是这些被判“死缓”的学校的举办者心里并不踏实，因为早在2006年和2010年，他们就收到过教委开具的“规范保留学校”的书面证明，“证明都没管用，现在啥都没有只是口头上说说，谁知道啥时候又要拆了。”一位姓张的校长说。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还延伸到高考。
就在这场风波稍有平息之际，10月底，一份由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向社会公布了。方案建议，应“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这个被媒体称为“异地高考民间方案”的发布会，得到了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多名专家学者的支持。
事实上，关于高考户籍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就在这个民间方案公布的前3天，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中国法学会教授郭道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等15人联名向总理上书，建议立即废止教育部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并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同时呼吁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
在更早的3月，北京有家长向教育部递交了有关异地高考的建议书。
表面看，大家热议的是打工子弟学校该不该取缔、有没有分流措施、高考报名是否应该与户籍分离等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追求的却是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和获取教育资源机会的均等化。而这，关键取决于政府面对这些问题时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是否能够具备依据政策而又不囿于政策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