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慢下来

    抓革命促生产，眼下说这事不靠谱儿。春节将至，全国14亿人至少有一半，要么在回家的路上，要么正要启程。春节是一年的总周末，大家要远离工作，要慢下来，天皇老子也管不着。

    但谁要说社会发展要慢下来，那是危险的，有时要付出大代价。

    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谈话，说：“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但在现阶段还不能消灭它，你提前消灭了，仍然还得把它请回来的，列宁十月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后，1921年又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就是重新请回来的例子。”

    那时，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武装已被赶走，但经济普遍萧条。在天津，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资方多有隐匿转移资产甚至弃厂外逃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刘少奇来到天津。

    刘少奇对东亚企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  

    确实，与国家快速掌控经济的思路相悖，刘少奇认为这个过程应该慢一些。如果刘少奇说话再中规中矩一些，而不是那么具体，那么直率，那么生动，或许就会避免日后的悲惨命运？

    刘少奇要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亦如此。1955年时任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50%。毛主席讲了一段著名的话，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1954年至1955年，国家超计划收购了350万吨粮食，这使得许多进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经受饥荒，广东、河南、安徽等地出现退社风潮。1955年3月，邓子恢得到中央同意，电告浙江省委要求暂停实行合作化并压缩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合作社压缩了1.5万个，剩下约4万个。但此时毛泽东的想法变了，给邓子恢戴上“小脚女人”的帽子。之后，邓子恢“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被撤职。

    不能说在中共高层只有毛泽东一人心里有“快”的焦躁。1958年7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北京，毛泽东对他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原本要纠正左的错误，结果却是反弹。3年后，毛泽东似乎有所悔悟。1962年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绝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

    然而，直到这时，许多人仍然不敢说“慢”。在1962年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是唯一未发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是要“慢”的，主张经济综合平衡协调发展。1988年他回忆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由此可见，这许多年，“快”就是正确，“慢”等同于“右”，大家唯恐避之不及。改革开放后，虽然少有人因为主张“慢”再受到残酷打击，但“快”仍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一个高铁，非得等撞车坠桥才能慢下来？不知在这个过程中，有谁喊过“慢”？有何效果？在当今国际经济低迷的今天，“慢”对中国就更重要。

    对了，“七千人大会”本是要讨论“慢”的，但那年春节没让七千人回家。初一的工作餐，每桌上了一瓶酒，算是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