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在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看到“王二小”,我便与他一见如故。
当时,我在外婆家上学。小学校里独我一人姓王,我朴素地认为,天下王姓是一家,王二小或多或少算我亲戚。对于我的一厢情愿,同桌改华撇嘴鄙视。我亲近王二小,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放牛,我也放牛。
虽然他已死去,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我向往和仰望的高度。因为他,我第一次认识了“英雄”这两个字。在反复对130多字的课文进行揣摩和自由想象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成为王二小那样的小英雄。
我天天盼望着能打仗,能给鬼子带路。成为英雄的迫切感,远远大过了对个人生命的怜惜。
我甚至相信世间有鬼,相信人死能复生,相信小英雄可能还在继续放牛,只是我们看不见他而已。作为英雄的符号,王二小已是我挥之不去的梦。我常梦见这个至今不知道长什么样的小英雄。套用今天的时髦说法,我那时在梦里常对他表达:亲,什么时候一起放个牛啊?
正是沉浸于这种梦想,1987年夏天,我写作业时,不小心打翻煤油灯,烧掉了王二小这一课及后面几页。对于一颗怀揣英雄梦想的幼小心灵,这无疑是致命的创伤。
第二天一早,我便带着仅有的一毛钱到学校,谋划跟同桌做一笔交易。考虑到一毛钱可以买十块糖和五包瓜子,他同意,我用一毛钱和带着煤油味儿的课本,换他的课本。
我可以继续做英雄迷梦,他则需承受现实之痛。大家课上朗读课文时,老师发现改华一直在嘟囔。随后,竹节棍便噼里啪啦地落在他的手上和屁股上了。他龇牙咧嘴地瞟我,我不敢与他对视,只好深埋着头,高声朗读,忍不住窃笑。
学期结束后,我便回家到村里上学。时移境迁并没能遏制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在一个少年内心的滋长。看到民兵连长用鸟枪一枪崩掉站在电线上的一只麻雀后,课本里的王二小,在现实中便有了化身。鸟枪,作为一个孩子所能见到的最具震慑力的超级武器,将民兵连长架上了英雄舞台,被我在心中默默崇拜。
放牛时,我会忍不住打量两旁草木葱郁的山头,琢磨够不够八路军埋伏。这一打量,便顿生一种生不逢时的失落感。万事俱备,只差鬼子。可鬼子迟迟不来,世界宁静得没一丁点儿打仗的气息。眼前只有吃饱肚子的牛群,列队迈着从容的脚步。它们身后,是一心想为国捐躯却报国无门的少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邻居买回村里第一台电视机,14英寸,黑白的。第二年暑假,放牛路过时,邻居女主人在门口大声喊,外面又打仗了,打得好厉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海湾战争。
听到她喊,我看着两侧的高山,内心一阵窃喜。我揣测战火可能会烧到家乡,成就“英雄”的机会,终于要来了。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一个10岁男孩的痴心妄想。
战争没有来,“社教”来了。我和伙伴们除了放牛,还接受村支书指示,和同学一起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然后老师指挥我们在村民小组会上小合唱,用我们童真的声音积极参与“社教”运动。
也是这运动前后,民兵连长的鸟枪被责令上缴,民间不许藏有枪支弹药。在一群弥漫着英雄主义气息的少年眼里,失去了鸟枪的民兵连长,显然不再具备被崇拜的价值。邻村身材矮小的张屠夫成为新的偶像。因为他有一把足有尺余的杀猪刀,那刀尖端锋利、尾端厚重、腰身明晃晃的。没了鸟枪,这刀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放牛的小伙伴中,每年都有人上一年级,王二小总会被一再提及。等最小最调皮捣蛋的红伟上一年级时,我们对战争已经绝望,对成为王二小已不抱任何希望。
没有鬼子进村,我们只好自相残杀,来为英雄诞生创造契机。我们把牌场作为战场,通过打扑克来决出高低胜负;或是并排站在江边大石头上,同时朝汉江河里撒尿,看谁尿得远尿得高。
我们朝河里撒尿之时,大人们则正沿着河岸琢磨着“南水北调”的事儿。想着脚下的大石头要被淹,我们这些小伙伴难免惆怅。
但这情绪很快被欢笑一扫而光。因为身材最矮小的红伟一味追求高度,有两次尿在了自己头上。这两次意外,也让他的童年成为大家的笑料。
不过,2005年春节再次看到红伟时,我再也笑不出来。他回来给父亲上坟。他的父亲据说多年前在京郊挖煤时死于塌方,随后母亲带着他和弟弟改嫁。这个当年调皮捣蛋的孩子,此时已成大人,静静望着自家几近荒芜的黑瓦土房,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当年那个嚷着要当王二小的孩子,已然无从寻觅。
4年后的春节,我去给外婆上坟。路上见一男子,肩上骑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在风雪中踩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前行。面无表情地对视一眼后,他很快便把我甩在身后。随后,我才知道,那是当年与我一起放牛一起讨论打仗时怎样给敌人带路的同桌改华。
现实的生活,已像无形的大手,悄悄抽走了我们青春年少时的一本本教科书,信念和梦想渐渐被我们淡忘。而后,我们行走在气喘吁吁的人生路上。
见到改华十多天后,我回到城里,写下了一篇报道《三十难立》。那期间,家乡的电视新闻说,汉江河在2014年将全面蓄水;换个频道,恰好响起那熟悉的歌声,“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我随手“啪”地关上了电视。只有我知道,我的王二小,真的不知道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