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后”作者的梦想与超越

    “六零派”这个说法，听上去与“六零后”没有多少区别，但仔细辨别，还是自有一种说法。“六零后”其实就是“六零年代出生”的简称，以代来划分当代中国作家群，实在是一个权宜之计。当代文学再也难创建一个流派，也没有条件再建立一个真正有文学史意义的社团组织，有关方面的限制是其中的原因，文学圈也难有真正的变革观念和目标。没有观念和目标的文学，就很难有集体认同，也就难以形成流派和社团。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坛要面对几代作家，经验和背景如此不同，却又无法找到理论命名，代际的命名就成为最为直接的术语：六零后、七零后，以及“美女作家”等等。到了21世纪初，八零后已经横空出世，给中国文坛以强烈的冲击；很显然，要不了多久，九零后就要跃跃欲试。这些以代来命名的文学行动，给再也无法创造流派和社团的中国文坛，装点了热闹的门面，以有群体效应产生。

    没有人称“五零代”，因为那些作家是自然长成的，都是单兵作战，也构不成庞大的群体，他们不依赖群体效应。没有与前辈的截然断裂，没有“弑父”的咄咄逼人的冲动。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美学的创建上，与前辈并不构成根本的反叛。

    而六零后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有着革命的背景，他们只能宣告，也不得不宣告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到来。正如，“七零后”连代都很难构成一样，前有狼——六零后，后有虎——八零后，“六零后”不得不构成一个突兀的群体。

    然而“七零后”就难以成形，文学界或期刊本来也想塑造七零后，难得的是七零后这代人太自我，也太个人，他们的个体经验都很成熟，再难有现实的同一性。七零后只是一个临时代号，他们连一次夜袭都没有完成就匆忙解散了。

    八零后本来跃跃欲试，猛然间是一批狼孩，结果市场立即使他们驯服，他们来不及多想想这代人的文学使命，也难以抗拒文坛形成的铜墙壁垒。八零后的文学观念不鲜明，或者说几乎没有，只是依据个人经验和现实需要写作，这样的文学就很难有代际的统一性。因为，它无法形而上，无法立起时代的标杆。八零后曾经试图揭竿而起，不想却扬长而去。在这一意义上来看这些代际命名，七零后、八零后都是临时代号，只有六零后有历史的真实性——故而它可以成“派”，它可以有“派”，因为它有文学观念的历史内涵和美学意向。

    “六零派”是知青群体之后历史断裂的产物，他们的个人经验、文学观念、意识形态冲动都迥异于父辈，大体上可以自成一格。我曾经以“先锋派”和“晚生代”命名过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作家，也许“六零后”这种宽泛的指认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坚实地把它们置放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布景前面。在这里，我之所以使用“历史布景”这种说法，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代作家初崛起时并没有建立与历史的内在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历史与现实。对于主流的文学史来说，他们的影响和位置都无足轻重，他们似乎始终在主流的历史实践之外，如果被拉扯进去，也必然被改写；对于他们大多数人的写作来说，历史也暧昧不清，他们回避当代现实，不能或不愿真实把握当代历史，他们宁可在语言文本或是在自我体验中表达一些极端感受，也不对现实作硬性表达。也许，用格非的同名小说来说——他们是“褐色鸟群”——飞跃历史空地，飞跃躁动的现实，飞临语词的他乡……的时代过客。

    出生的时间并不能构成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时代特征。人们生活在同一时间，并不意味着就有天然的共同性。科学史家萨顿有一种说法，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有些人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还有一些人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们未必是“精神上的同代人”。“六零派”这一说法，也是强调了“派”，而不仅仅是时间的“代”。“派”就是文学精神的同时代人。但“派”的本质化定义是什么呢？显然这又面临同样的难题。“六零派”像是“六零后”中的典型性概念，说穿了，就是最能显现六零代作家的文学史特征和美学革命性的那种群体代表。这似乎有点精英主义的意思，他们像是“先进人物”，或者“劳模”？一旦要寻求严格的定义，困难立即就来了。

    好在我们只是寻求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概念，我们无法深入讨论任何问题；没有相对性，我们同样无法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从“六零后”中再提取出“六零派”的概念，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命名，只是一项更有文学意味的提炼。

    “六零后”的文学史意义和美学特征如何理解呢？我以为，主要是指知青作家群之后出现的一批逃离宏大叙事的作家群，他们强调艺术表现形式，或者表达个人话语，揭示当代生存现实极端经验。他们主要有：苏童、余华、格非、毕飞宇、麦家、东西、李洱、北村、迟子建、千夫长、邱华栋、陈染、荆歌、朱文、韩东、徐坤等。

    当然，这批“六零后”作家群，与“五零末”作家群，如王朔、刘震云、叶兆言、潘军、孙甘露、林白等作家，区别也很难说有多么绝对。以我的理解，在这个“六零后”群体中，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派别，他们的文学观念、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也大相径庭。之所以把他们作为一个“派”的群体现象来看待，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年龄上的相近，他们远离意识形态中心，他们预示着文学回到文本、回到个人经验的历史转型。

    这样一个群体，在我的理解中，始终可以划分出两个群体：一个是在80年代后期出现的面向语言和叙述方法实验的先锋派群体；另一是在90年代后出现的面对变动的现实和个人经验的晚生代群体（包括女性写作）。“六零派”更强调的是一种格调，一种气质，一种价值坚持。

    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确实趋向于务实，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的轴心。社会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人们的生活理想都已经清楚明白，不需要调动各种意识形态手段加以强调。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意识形态的符号生产已经不能，也无须支配日常生活实践，它只是意识形态的自我生产，并没有历史实在性。这就使年轻一代的“六零派”作家，不得不退回到个人经验的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既不能去冲撞非实在的历史之物，也不能更深地回到自我意识，因而处于一种漂流状态则是只能如此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文学史上真正“孤独的一代”，他们还秉持着文学史残留的理念和梦想，例如，经典化的、纯文学的、叛逆的、唯美的、有历史或思想的等等，然而，文学史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最后的阵地，那是他们攻克下来的高地和堡垒。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六零派”这帮人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的一代”。

    胡野秋与“六零派”作家的对话，能抓住这个时代文学的关键问题，在那些如沐春风的对话中，可以读出艰险和勇气。这里选择的“六零派”，就是一个坚守文学理念，与文学变革同步行进的群体。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活动，就构成了当代文学史富有挑战性的经验。这样的对话，开启了文学的另一面向。不再只是局限于作品文本来解释文学，而是从作家的活动，作家写作背后的经验，作家在文本中没有表达的那些秘密。它是文本存活的另一个维度，它是关于文学积累、创作、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更为广博的文学场的刻画。

    这里的对话参与者，有当代极负盛名的作家、编辑家和评论家，与他们的对话，展示出六零代这批人的人生经验与文学的独特关系，也在他们回顾中看到六零代这代走过的不平凡的文学道路，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充满变革和波折的历程。

    所有这些对话具有现场感，具有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那不只是发人深省的见解，同时也是文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当然，我个人感兴趣的还在于，这些对话披露了不少重要的文学活动和事件的经历过程，有些故事早已广为传诵，有些故事则是鲜为人知。

    有批评家说，当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没故事的文学史，现在，这些对话，会为当代文学史增添生动的故事。它展示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批卓尔不群的作家的写作和人生态度，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文学未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