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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一个能够和孩子做朋友的人总是心存敬意。孩子是魔鬼的照妖镜。大人对皇帝的新衣之类的荒唐玩意儿隐忍不说，固然是出于生存的必要，也因为他们经过了长期而反复的烙烫，身心内部早印上了世态的暗格。但孩子不是。孩子的思想，哪里拐得了那么多弯曲。他们对世界的反映，如乒乓球打到墙面上，只按照物理角度飞。大人们则是一面凸凹不平的墙，使乒乓球乱飞，朝不知道的角度飞。所以一个多么叱咤风云呼啸江湖的男性和一个多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性，如果遭到了孩子否定，总是多少有些讪讪的和惭愧的。台球才是成年人的游戏。
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里说，“门是人的进出口，窗是天的进出口”，可说是一种非凡的童稚式的思维和表达。“童心是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恩赐”。一个成年人历经超过半个世纪的世俗洗礼之后，还忆得起孩子的思维方式，并且在按照这个方式与孩子对话，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儿童文学作家兼文化官员高洪波却可以。
高洪波身为文化人的管理者，每天都需面对细密的思维和繁冗的人事，目睹生存之残酷，倾轧之纷杂，以及人生的各式哲学与各类艺术。他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以愚化智、以拙化巧，并且在这样斑驳复杂的语境下写出《鹅鹅鹅》、《说给缪斯的情话》、《波斯猫》、《我喜欢你，狐狸》、《醉界》、《人生趣谈》、《我想》、《与鸵鸟对视》、《火晶柿子与小猪》等单纯如水的童话。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他的更神话之处在于，在这些文字背后，他确实可以重新拾起多年以前的少年时代的“与鸵鸟对视”的趣味与思绪。他的相貌似乎也带着童颜。
吾家小女两岁时一日吃饭忽然感叹：“宝宝长大了，可以吃豆了。”又冬日公园玩耍见风筝坠落即起兴道：“不好了不好了，风筝挂在树上了。”对这样富于抒情的却一刻不肯停歇的孩童，我试着拿着高洪波的《火晶柿子与小猪》——火晶柿子自愿留在树上，以耐心酝酿甜蜜，为冬天的生命而存在——诱导解读之。他的故事和文字，果然对孩童有一种吸引与安稳的魔力。它比大灰狼和猪小弟更富于哲理与想象，比白雪公主和拇指姑娘也要本土化与乡土风味。当然，吾家小女努力解读了一阵后终于大嚷着回落到“我要吃火晶柿子，我要吃火晶柿子”的现实功利上了。我却为高洪波的“炫极而静”、“繁极而简”而感动与震撼。
作家徐坤说，高洪波这代人，完全是新政权诞生之后出生的一代新人，没有上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在政权更迭和代际转换之时的内心纠结。他们出生伊始，大脑中的程序就已经被装置好了，只需听从命令，热情歌颂便是。然而，高洪波的创作与那些单纯的“歌德派”迥然不同。由于“文革”乱世中家庭曾有受冲击的伤痛经历，少年高洪波奉清代大师龚自珍诗文为圭臬，文字中处处有龚氏文中的“避”：“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也有龚诗意象里的沉郁顿挫的“剑气”与“箫心”： 剑气多慷慨，而箫心常缠绵——是谓画魂。
据说，他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初登文坛是女儿的诞生、初为人父的喜悦使然。然而身居高位后，高洪波又选择了软着陆于童书写作且是低幼写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周旋于群僚之中缓释生存压力的一次非凡努力。以赤子之心童真之气，来平和与中正俗世烦扰与喧嚣。他的散文，也见着真性情。一个宽厚、坦荡的赤子之心毫无保留地展露。散文集也往往被冠以《心帆》、《青春在眼童心热》、《说给缪斯的情话》、《悄悄话》等炽热的名字。他在《太阳很足的晌午》一文中，曾抱怨自己“为杂事困扰，远远地疏离了我钟爱的儿童文学”。因为他不甘心让爱心与诗心与童心，“沉溺于琐屑的杂感里，被忽而激愤忽而冷峻的意识所左右”。他知道，虚妄的泡泡飘摆不定，但事情总会回落到它应该的位置。那个最本质的落点是属于童稚化的、单纯的、原初的、没有杂质的世界的。
评论家雷达说，高洪波的优势在于——他信任生活，热情生活，感谢生活，一任人本主体在生活中浸泡，吸纳，感悟，升华。从根本上说，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他兴趣广泛，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打乒乓，下象棋，游泳，玩古董。他的热烈、醇厚而童稚的本性即使他在不断追求艺术人生。
这个世界的人或者可以分为四类：智慧而且仁慈的，比如刘备；智慧但是不仁慈的，比如曹操；不智慧但是仁慈的，比如鲁肃，诚信愚钝，永远是一个好人，也仅仅是一个好人；不智慧而且也不仁慈的，生存的利益永远大于内心的主义，道德束缚不住内心的私欲。时代的风尚怂恿着他们的产生，也纵容他们的成长。有时候甚至也包括我们自己。这时候我会对那些心怀童稚之心、赤子之心的人，如高洪波者，心存感激。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