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00后”

    经济学家杨敬年精确地规划着时间。他在每天凌晨3点投入工作，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虽然走路迟缓，但他身上像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

    眼下他计划修订一部著作，腹稿早已打好。他能随口讲出需要新添的篇章，这使他显得不像实际年龄那样年长。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那年出生，至2012年已经104周岁了。他的眉毛全白了。

    可他至今仍过着年轻人的生活。他抢着接听家里的电话，能迅速报出几个熟人的手机号码。如果电灯没有关上，他宁可自己动手也不会去指挥晚辈。总能令访客惊奇的是，多数时候为他们打开家门的是他本人。他还自己洗澡，生活“完全自理”。

    谈话时，他思维敏捷，语速飞快，以至于他会提醒需要记录的晚辈：你应该用一个小录音机。

    他谢绝欣赏老年报章和《夕阳红》等电视栏目。“我觉得同我没有关系”，他说。

    杨敬年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出“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可如今即使在他任职64年的南开大学，知道这个名字的学生也并不多。他已极少露面，除了每个月去一次理发店。

    他在86岁那年正式告别讲台。不过最近两年才结束授课——那是多年前的一个经济学研究生，每周在固定的时间打来越洋电话，听他讲一个钟头的冯友兰的哲学。

    百岁之年，杨敬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不止于此。93岁时，他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十多年间，这个译本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

    出版社约他译《国富论》时，他认为此书对于传播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亚当·斯密是个“高耸入云的人物”，又自认“余勇可贾”，就答应下来。

    而学生们对此不敢相信。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11个月就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此后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字字句句都是手书。

    杨敬年这样争分夺秒，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等到1979年获得平反，他已71岁。

    这原本是他打算大展拳脚的时候。他是中国经济学的一部“活历史”，在他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时，国内只有这一家招收经济学研究生，民国四大经济学家有两位是他的老师。1949年前夕，他又从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南开创办财政系。

    他很快遇上了“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牛津博士学位一钱不值，坐了经济系资料室的冷板凳。在同一个校园，与他同病相怜的包括诗人穆旦。

    他当时觉得是“晴天霹雳”。后来，他用毛泽东的话平衡心态。毛泽东说“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杨敬年借此安慰自己“就当是害了一场大慢性病”，甚至自认为算是幸运者，留在资料室仍能做一些学术工作。

    做不了教师，他成了翻译家，译了多部国外经济学著作和200多万字的联合国文件。作品大都以集体的名义面世，或者使用笔名。第一本译著《英国议会》用的是笔名“蓬勃”，直至最后一本《银行家》，落款才是“杨敬年”。

    但杨敬年不在乎。“只要能够工作。”他说。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杨敬年在地震棚里翻译《垄断资本》，晚上搬到露天，借星月之辉照明。有朋友不能理解：“你的命还不知道在哪里，你还在搞翻译？”

    在百岁自传里，杨敬年以平缓的口吻叙述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却“找不到表达怨恨愤懑的只言片语”。

    “文化大革命”中，杨敬年的朋友“十个有九个”揭发过他，所谓问题都是编造的。而他从未捏造事实陷害别人。后来得知谁曾揭露过自己，他也不生气，只是感慨“人性里有劣根的东西”。

    总有学生为他鸣不平，认为他牛津毕业后，要是按照预定计划去美国，人生不至于被耽误。他那些离开大陆的同学后来成了“副主席”、“立委”、“部长”或“大使”。

    而这位在牛津研究政治学、历经改朝换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矜持的绅士”说，个人的浮沉荣辱，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何况，运动是不能持久的。

    在南开大学右派改正后的座谈会上，他发言指出，这场运动中，国家的损失比个人的损失大，无形的损失比有形的损失大，长远的损失比暂时的损失大。

    在此期间，他受到的打击还包括，从1974年开始，妻子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24年。他们的儿子也在1976年因病去世。

    “这些东西就是所谓命，不是宿命论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平反之后，杨敬年80岁退休，后又接受校方返聘至86岁。由于超龄，他没能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晚辈至今叹息，在博导如过江之鲫的时代，杨敬年居然连博导都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混得真是不济”。

    而他人生的一页才刚刚翻开。2007年之前，他长期住在南开大学北村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室内电脑、电视、电话各一台，一床两桌，几把椅子。书多得侵占了阳台。

    在那里，他90岁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他对此感到满意，认为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他还说，按照60岁退休，自己“多工作了三十年”。

    毕业于南开的天津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卢鹤文退休后有一次参加校友活动，被杨先生问到退休后都干了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没干什么”。而杨敬年立即关切地劝他“要老有所为”。

    当时，卢鹤文感觉后背跟面部发烧了。“一个90多岁的老人教导一个70多岁的晚辈要老有所为，怎不叫人汗颜？”

    他后来打听过：杨先生进入古稀之年后，至少发表了十项重要成果。除去译作，他70岁后撰写的论著超过150万字。

    因为感到专业英语如听天书，杨敬年指导的研究生邹玲曾到杨家诉苦。她惭愧地发现，70多岁的杨先生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

    1999年的一天，91岁的杨敬年在电话里告诉邹玲，自己刚买了电脑，很快就能给她发电子邮件了。她惊讶得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她每周一早晨8点会准时收到导师的邮件，从不间断。

    杨敬年的计算机老师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的故交陆续辞世，但社交并未中止。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知道一点”新近的风气。有的学生遇上事业瓶颈，找他解惑。甚至恋爱中的女生也带男友请他把关，男方非常紧张——要是杨先生不同意呢？

    2001年入学的姚炜因帮杨敬年制作光碟而结下友谊。有一年元旦，在新疆支教的姚炜，接到了新年的第一个问候电话。他不能相信，听筒里传来杨先生的声音：“小姚，最近还在读什么书？”

    老人连搬家的事情都告诉姚炜。他自称新房有好多书柜，自己的书都能放下了。不久又批评新居为“高干病房”——“很不习惯，设施比较新，用这个那个东西，我都得重新学。”

    杨敬年觉得，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解释说，我的日历年龄是百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

    在姚炜看来，杨先生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

    就像年轻人那样，他会迷上一部青春剧，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守在电视机前。“我现在还能上瘾，所以我说我还年轻。”

    眼疾被杨敬年视为“最后的考验”。几年前，眼睛患上黄斑性病变，他基本停止了写作，阅读也大为减少。白天他听音乐，看电视剧。影像看不清，就听情节。

    他打算修订《人性谈》，但已无法独立写作。不过他不担心。他指着腹部说，稿子都在里面，可以口述。

    “过去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他有很多人生计划还在前面。假如眼睛允许，他打算翻译几部政治学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现代民主政治方面的作品，因为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今后的政治可以起一些作用”。

    “你得先读读书，有了思想，然后政治的改革才能推进。”他说。改革开放初期，他接待从台湾回来探望的老同学张源，对方感慨大陆跟台湾相比是“天上地下”，他回答：“我们正在把地下变成天上。”

    90多岁的时候，杨敬年曾按照陈立夫《我怎么会活到一百岁》一书养生，打算活到百岁，并对学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自己才走了一半的路。

    而在百岁生日那天，他对师生宣布：“我还要再活二十年吧！”他谦逊地说，自己要“跟在大家的后面”，不断学习，“争取看到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他也设想过，假如有一天死亡来临，“我觉得我随时可以高高兴兴地走！”

    学生孟宪刚写了本解读他的书，赞他为“天地智者”。他嘱咐孟宪刚，我有个自画像，你不要把我写得太好。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他总结说。

    除了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在人生的下半场，杨敬年仍是凌晨3点起床，读书到5点，然后花40分钟做一种体操，每个早晨最少要做10次下蹲。读书时先放大复印，再用放大镜。

    他对校园里的八卦有所耳闻，听到马英九胜选的消息也不比别人慢。他表示自己应该“紧跟形势”，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虽然已经几乎不出门，他每天坚持听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再入睡。

    “我要知道第二天的天气。”他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