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松井耶依

    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在二战期间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不断败诉的日本东京，有一座为她们建的纪念馆？它叫做“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英文简称“WAM”。

    更鲜为人知的是，这座纪念馆是一位女性，耗尽了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换来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到访了这座纪念馆，并了解到它的创始人松井耶依女士的故事。

    奇迹的法庭

    2002年10月初，松井耶依第一次惊觉身体不听使唤的时候，医生告诉她，已经是胆囊癌的末期了。

    那时候，她68岁，正在阿富汗参与女权运动会议，紧急回国就医。

    刚住院检查时，在病床上躺着的她还十分精神，似乎这只是一次大不了的短期住院。她对电视台的镜头侃侃而谈：“正是希望年轻人能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义愤……”

    1934年，卢沟桥事变的前三年，松井耶依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姐妹六人，虽然贫穷，却是温馨的家庭。”病床上写就的自传里如此回忆。

    她的父亲平山照次在二战最后一年，1945年3月被征召到中国华北。“与其杀人，还不如自杀算了。”由于是一名反战的教堂牧师，在军队里，他绝食过，被送到了医院。

    几个月后，平山照次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回国。那一年的除夕夜，他第一次开口告诉家里人那些太残忍、太真实的故事。

    “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就听那些故事里有发愿要杀88个人的军官，杀了中国人经常留下一小块肝脏，晒干了塞在军靴里……还有的部队发现了藏在地下壕沟里的几百个中国村民，把他们都杀了……我知道，那是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

    父亲告诉她：“无论怎么道歉，也不够。要向中国的人们赎罪，才是作为人的处世之道。”

    听着这样话语长大的耶依，当上了日本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的记者。在当时男女平等不足的日本社会下，她是报社最开始唯一的女性记者。她父亲作为老兵的证言，也终于被公开发表。

    1993年，年届退休的耶依组织了第一次国际NGO活动，是在北京举行的“东亚女性论坛”，中日韩共600余女性名参加。

    2000年以来，随着各国“慰安妇”受害者在日诉讼相继败诉，松井耶依女士和朋友们产生了“民间法庭”的想法。她开始奔走咨询国际法官，联络到了中国的“慰安妇”证人和学者。

    当年3月，她们在上海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次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会议。那也是中国的“慰安妇”证人们第一次齐聚，公开作了证言。

    当年12月8日，民间组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首次开庭。

    连续四天中，来自中国等八个国家的64名高龄受害者出场作证，有1000人次以上旁听，“法庭”判决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天皇“有罪”。

    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人万爱花也出庭，勇敢地讲述了自己的被强暴惨剧。第三天是她们找到的日军老兵出庭作证，忏悔对中国女性的暴行。当她们讲述时，全场一片死寂，当结束时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松井耶依感慨那真是“奇迹的法庭”。

    而当年的日本电视台NHK播出报道时，把“被告”、“判决”都隐去了，松井耶依把NHK告上了法庭：“这是侵害观众的知情权，也是对受害者们的侮辱！”

    “到2002年，她一整个夏天都奔忙在过密的行程中，而需要她的人却越来越多。”朋友如此形容，然而留给松井耶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发起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遭到日本右翼的攻击。2002年11月4日，她在病中公开接受采访。老太太擦了红唇膏、上了眼影，戴上眼镜，大红高领羊毛衫外套了一件深紫西装外套，发言反驳右翼，镇定自若。

    采访一结束，她就躺在了沙发上，小声地说着：“哎呀，真是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啊。一天天胸口这里都更痛了，每天都在做着说再见的游戏，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啊。”

    “说是还有半年吗？”旁边的朋友小心翼翼地问。

    “我想可能不到半年了吧。”耶依老太太笑着回答，小女孩气地对着镜头胡乱招手。

    “最后两个月，全力疾走”

    也就是这时，松井耶依做出了人生最后的决定。

    “在阿富汗倒下的时候，死亡的恐惧和绝望袭来了，但是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念头：把全部财产拿来建女性战争和平资料馆吧。想到这，我的心忽然镇定了下来。”

    “WAM”，这是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战时日军性暴力证据的史料馆。

    她用一封电子邮件向朋友们通知了病情，并谈到了建资料馆的想法。慰问卡从各地雪片般飞来，日本全国有460名同仁开始为“WAM”的筹建奔走。人们的心为她的病情颤抖，也为史无前例的资料馆激动。

    在那两个月里，“WAM”首任也是现任的馆长池田惠理子一直陪伴着她。“晚期癌症的通知来得太突然，松井自己应该是比谁都更难接受的。但是她却没有恐惧，在这最后两个月里猛然加速起来。她之前的人生可以说是‘全力疾走’，而最后也完全不变。”

    她坚持在家里工作，床上堆满了史料和笔记，而她身着黑衣黑裤靠在床头，单腿曲起来，全神贯注推敲着手里的书稿。

    不豪华的松井家不停有客人来，人们挤坐在沙发上，周围堆满了一摞摞书籍。老太太总是起身，和朋友拥抱。从事二战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维权运动的金允玉女士，代表受害者和维权运动同仁送来了感谢的奖杯。收到这个礼物时，耶依像个小女孩一样不停地抽着鼻子，擦着眼泪。“是我要感谢那些受害的勇敢的老太太们……”

    也是在家里，耶依签下了遗嘱，把所有遗产捐给WAM纪念馆。

    那一刻，池田惠理子也在场。“她签下遗嘱时，那松了一口气的安心表情，我永远都忘不了。”

    2002年12月10日，松井耶依再次住院。池田惠理子赶到医院时，看到第一次显得太累了的她，脸色蜡黄，话都说不出来了。

    病房外，她的弟妹告诉大家，耶依已经亲口和他们交代了后事该怎么办、墓地选在哪里等细节。她还亲手画出了自己的墓碑样子，铭文只简单地写了名字和“1934——”。那让人心惊的连接号后面，病人自己还不知道填什么数字。

    病房内，她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她用略微颤抖的手拿出一叠手写的稿纸，依然努力告诉助手：“这里和那里都还没确定标题，书稿名叫：爱与怒·战斗的勇气……”

    “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日本，人们把斗争视为异端。但是斗争最需要勇气。给了我勇气的，正是‘慰安妇’群体、亚洲受虐待的人们，还有和她们一起奋战的同仁们。我注入全部最后的力气，从心底想呐喊：去爱吧！义愤起来吧！拿出勇气来战斗吧！”在书的结尾处，她这样写道。

    2002年12月12日，是筹备中的“WAM”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的日子。病床上的松井耶依，已经不能够出席。

    这一天，医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玛尔塔·贝拉老人，过去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她曾在国际女性战犯法庭上出庭，作证了日军的暴行。

    棕皮肤的贝拉老人把轮椅一直摇到耶依床前，惊喜之下，耶依精神大好，两个行动不便的女人都努力倾过身子去紧紧拥抱对方。

    耶依笑开了，很优雅地一甩卷发，侧躺着说：“谢谢！”而老人掏出手帕抹了眼泪，通过翻译说：“不用谢……我一直为你祈祷，我回去也会继续祈祷的！”

    “爱过，义愤过，战斗过”

    2002年12月20日，病情恶化。病床上的耶依头痛得厉害，一直用冰块和厚厚的毛巾按在大半个脸上。摄像机对着她，她也没力气再睁开眼睛，只是挥挥手。床边放着几十张各地同仁寄来的贺卡，橙红、金黄的，都是让她振作的颜色。

    池田惠理子最后一次和耶依老太太的对话，是在圣诞夜的医院里。

    人们轻手轻脚走到床前，她摘下了永远戴着的眼镜，看起来仿佛睡着了。池田惠理子上前轻轻呼唤：“耶依姐？耶依姐？睡着了吗……判决书已经送到了啊……这是慰问的礼物……”

    当她把慰安妇受害者送的小熊放在枕头边后，病人微微动了动嘴唇说：“睡不着……”

    “啊？我们都以为您睡着了啊。是难受吗？哪里痛？”

    松井耶依翻了几下身，轻轻“嗯……”了一声，不再回答。

    三天后，2002年12月27日凌晨1时16分，奔波了一生的女士离开了这个她奋斗过的世界。她在最后设立了“女性之战争与和平人权基金”，也完成了自传。

    90多岁的母亲来到医院，揭开遗体上的白布，用苍老的双手拉着女儿的手，哽咽着说：“好好努力了啊。”呼吁了一辈子反战和平的老父亲，也对着女儿的遗像，颤巍巍地说了一声：“好好工作到了最后，对吧……”

    “全球性社会，是要学习过去历史，再来构筑未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能断裂，历史与未来更是如此，断裂了就没有意义。”这是辞世前五天，她在自传中写下的最后的话。

    2002年12月30日，近千名身着黑衣的朋友们来送别松井耶依女士。告别仪式入口处放上了新印制出来白底红字的“WAM”传单。

    在她沉睡的脸庞边衬上一朵朵怒放的红玫瑰。她终生喜爱的花儿也刻在她琦玉县的墓碑上，还有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爱过，义愤过，战斗过。”

    保护历史的女人

    她所梦想的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战时日军性暴力证词的纪念馆“WAM”，于2005年8月在东京早稻田区正式开馆。

    在这座小博物馆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樱花树画卷。夜色的绚烂花树下，隐隐露出受害妇女的白色骸骨。馆里开设“慰安妇”历史的常设展览，也有相关史料、著作、影音资料阅览室，定期举行交流访问活动。

    坚持到今天，“WAM”遭遇了日本右翼的巨大压力，门口被喷涂、抗议、主要成员被人身威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对于家中接到威胁电话等，馆里的中年女性职员说起来眼都不眨，平静自若。“公共场所下楼梯要回头多看两眼，等地铁来也会注意看周围，不站在排队的第一个，以防发生‘意外’。”

    由于是NGO组织，池田惠理子她们编写了《供中学生阅读的二战性暴力历史》等推广画册、明信片等，用以维持运营，只接受民间捐款，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国外团体的赞助。

    当然，静悄悄的纪念馆，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让她们津津乐道的是，去年一位中国媒体人到访，虽然不通日语，还是看明白了，掏出了身上的5万日元全捐了，只是对她们反复说着一句：“谢谢你们。”

    这让这些坚持至今的女士们分外惊喜，“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看到中国友人来支持我们了”。

    也因为压力，“WAM”几经搬迁。“时常会有右翼组织的大喇叭吵闹，所以有的房东表示很为难，不愿意租房租出麻烦来，都婉言拒绝。”池田惠理子苦笑着回忆。志愿者们守护着珍贵的史料和书籍，颠沛流离。现在，她们终于落定在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的一幢小楼里。

    在入口处的大红墙体上，中国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们的黑白照片安静地排列着，其中就有中国首位“慰安妇”受害者证人万爱花。

    几百名各国老妇的脸庞无言地看着来访者，见证着这段被一群女性保护下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