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经济危机有何灵药良方

    尼尔·弗格森日前在达沃斯说：“资本主义病了。”或许，他的意思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仍未见底，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了病。

    弗格森是什么人？他是走俏世界的金融史专家，也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在其新书《文明》中，弗格森头头是道地讲述了西方战胜东方的“六个撒手锏”。他还套用时髦的网络语言，说那是“六大杀手程序”。现在，资本主义也出了毛病，也不知那“六个撒手锏”是否可以成为医治资本主义“病体”的利器。

    但如果仅仅说“资本主义病了”，而不去找或者找不到治病良方，这就是一句“虔诚的废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里奇创造的新词）。

    要想摆脱经济危机，必先找到致病的病根儿。有人说，是近30年来金融业的“无道德扩张”、金融衍生品泛滥造成巨型金融泡沫。于是，政府扬言，要严厉监管金融业，要大大削减金融大亨们天文数字般的奖金。老百姓气愤不过，还愤然冲出家门，去“占领华尔街”，去“占领伦敦金融城”。也有人说，是由于政府举债过多，寅吃卯粮，最终造成目前欧美政府无钱还债的主权债务危机……

    在开出的药方中，有要求提高退休年龄的，但工薪阶层反对，因为很少有人愿意用枯燥的工作来替代悠闲的退休生活；有要求政府削减开支的，但老百姓不同意，因为减少政府开支直接影响老百姓的就业和福利；有要求彻底改变金融体系的，虽然反对的声音不强，但说易行难，直到现在也未见什么大的动作……

    这些主张听起来都有理，但却像发烧时吃退烧药，有疗效但却不治本。

    什么是治本？当然是经济增长。在1月30日的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债务危机放置一边，专门讨论用经济增长摆脱经济危机的方法。过去3年来，首脑会议开了17次，这么做还是第一次。但这一次，总算抓到了点子上。

    经济增长了，世界也就走出了经济危机。不光欧盟领导人这么看，世界上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这么认为。

    但如何促增长？分歧又来了。欧盟领导人给出的方法是增加青年就业。因为，欧盟国家目前已有超过20%的青年没有工作；一些经济学家给出的方法是刺激消费。可问题是，世界性分配不均严重。对于1%的富人来说，他们什么都有了，豪华别墅在不同地方也有好几套，有钱但值得消费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可对于穷人来说，虽然消费需求大，但却囊中羞涩。

    这样一来，还得寻找其他方法。

    2011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泰勒·考恩写了一本影响力很大的小书——《大停滞》。该书的副标题长而有趣——美国如何吃掉了现代史所有低处易摘的果子、吃得反了胃，又如何（最终）将有所好转。说是副标题，其实是该书的主题。

    考恩在书中说，至少从17世纪起，美国经济一直在享用低处易摘的果子——免费土地、移民劳力、强大新科技……然而，过去40年，低处易摘的果子开始不断消失，而我们却假装它们仍在那里。我们没意识到自己所在之处是技术上的高原，这里的树木光秃秃的，我们却不愿意去相信。就是这么回事，问题就出在这里。

    简单地说，考恩的意思是，要想发展经济，吃到高处的果子，科技必须有突破。如果从这个角度讲，这就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欧洲和世界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如果现在的世界再来一次17、18世纪的科技革命，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的瓶颈也就被突破了，经济危机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试想一下，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大批移民造就了美国的辉煌。如果现在科技有突破，在无限大的宇宙里发现一颗适合人类发展的星球，将地球上70亿人中的一部分移过去，人类的发展将会是难以想象的样子。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出了一本书，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在这本书里，他首创了“轴心时代理论”。这个理论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北纬25度至35度之间，世界各主要文明都产生了自己的精神导师。比如，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

    雅斯贝尔斯瞧不上那些搞科学和技术的人，因为他们创造的物质成果破坏了人类思维以及心灵的纯洁和享受。如果现在的人类再出现一次“新轴心时代”，用伟大的思想说服人们放弃iPhone一类可有可无的物质享受，经济增长不是人们的首要追求，经济危机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这样，人类将退回到古希腊时代。遥望星空，苦思冥想。这却是一种摆脱了物质折磨而精神升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