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需要不撒谎的文字

    历史的真实往往比小说更具有戏剧性，也更难以想象。90多年来，很多作者都想站在新的认知高度上，打开革命历史的广度和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必须重视的是，对历史不断的重写，真实性始终是其最为重要的品质，让作者在无尽的追求中围绕着它来回摆动。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出版的《走进怀仁堂》。作者董保存通过怀仁堂这一新中国历史的风云际会之所，于细节的不动声色处和人物真实亲切的言行中，展开了众多人物命运与共和国历史的汗漫长卷。

    透过怀仁堂这个历史的窗口，来烛照新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就如打开了历史万花筒的后盖，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让人在对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深度探究中，有一份自己的体悟和认知。而这份认知必根植于真实的土壤中，才能生出对历史的情感和认同来。以往对革命历史的书写，大多数都有捧上神坛制造假大空的倾向，也有少数则带了恶意来中伤，两种倾向都是在把历史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来涂脂抹粉，有失公允。

    《走进怀仁堂》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坚守了真实，并且写真了，也写活了。所谓“写真了”是指用料真实，不虚美、不隐恶；所谓“写活了”是指情态真实，不假大空，不故意拔高或贬抑，写出人的血肉真实来。像《宁折不弯张经武》、《“胆大包天”聂凤智》、《吴忠有“忠”》，就把张经武在“文革”中的坚守和认识上的变化、聂凤智何以“胆大包天”、吴忠在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生动细致地写了出来。这些人不是束之高阁的神像，而是嬉笑怒骂里活脱脱的人，有个人在历史大事件中的真情和真作为。

    无论有多么浩繁复杂，多么的苦难与辉煌，历史最终都要以人为落脚点，并在对人物命运和精神求索的书写中变得真实可感。《走进怀仁堂》，不是在写一处厅堂，而是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走进和走过这里人物的命运，在历史事件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集。于是，作者为共和国第一代革命家塑了群像，这个群像的名单从毛泽东、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萧克、吴忠一路下来，以34章、400多页的图文，勾画出了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怀仁堂里变幻的人物，以及人物背后的精神操守和革命理想。

    可是，想要抵近真实，不仅在于能否在浩瀚的史料中厘清人物、事件、思想等脉络，关键更在于能否掌握第一手的、绝密的甚至亲历者的真实可信的资料。《走进怀仁堂》显然胜在了材料上，在亲历者的细节中凸显真实，于绝密资料的发掘中澄清谬误。因此，这样的历史书写便有着逼入眉眼的鲜亮、生动和朴实，让人能够由怀仁堂步入历史的深处，采摘以往宏大叙事里所不适宜的、疏漏的、错置的那些花朵和果实。

    较之于此前一些同类历史题材的写作，《走进怀仁堂》不回避矛盾，将历史的枝节和揪扯都显影了出来。例如，我们一般“常识”性地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冤案肇始于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而作者在《刘伯承在一九五八》一文中透露，其实刘伯承才是第一个受冤的元帅，对这一资料的挖掘和书写，为读者打开了一段隐秘的历史。时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虽然身在病中，却受到林彪在军委扩大会上的不点名批评：“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国外，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毛泽东在听了一些人的汇报后，也出来说话：“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做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最后军事学院成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致使刘伯承不顾病体，于1958年7月10日，在怀仁堂的讲台上公开做检讨，对自己在军事学院的工作做了违心的自我批评。之后，刘伯承一直心中郁闷，并对夫人汪荣华说：“我相信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刘伯承是怎样的一个人，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的。”然而，直到去世，刘伯承也没得到他所希望的“公正评价”，之后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一文中写道：“伯承，历史如今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你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了结论。我终于听到了‘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句你生前想听到而没有听到的话。”刘伯承元帅有着这样的一份冤屈和不甘，实在是历史的悖谬，却鲜为人知。

    对历史真实的抵近，是一个不断坚持和求索的过程，也许我们无法达到那个“绝对的真实”，但是要对历史有着起码的尊重和体谅。史料中有时也存在“罗生门”现象，不同当事人在对同一个事件的回忆中存在着大相径庭的陈述，而对史料的甑别、对比和研究工作并不一定能真正实现其“破案”意图，这时很多书史者会选择一种折中的或者说是主流的说法来进行书写，可这也可能剥夺了读者的知情权，甚至用谬误遮蔽了真实。那该怎么办？《走进怀仁堂》没有用那种作者“创造性的想象”弥补历史事件的缝隙和细节，也没有在当事人陈述的“罗生门”中武断地下结论，而是就像开了一个事件的展览馆，将不同记忆排列出来，在各种陈述中让真相不断浮现。如在《波及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就有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的回忆，当事人谢富治、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还有《人民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等等。其中还有林彪、江青等幕后的动作，王力在武汉激化矛盾的举措，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苦楚，周恩来和杨成武的周旋，毛泽东解决武汉派性斗争的初衷和被逼迫“飞起来再说”的离开，“百万雄师”等的派性斗争，处理“王、关、戚”政治审查，毛对老帅们的怀疑和保护等等。作者对事件的描述，力求全面，各个方面的史料汇集一体，让整个事件立体丰满起来，并把“七·二〇”事件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和影响也呈现出来，拨开历史的浮云，洞见其中的脉络和肌理，可谓用心良苦。如起笔在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上定下：“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这叫做文化大革命。”定下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调子。落笔在毛泽东接见并解放许世友的一幕，他对许说：“你要振作精神，掌管好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来好好干。”用“七·二〇”事件把“文化大革命”梳理清晰了。

    《走进怀仁堂》最后让人体味到，不撒谎的文字，其背后所秉持的，一定是对这一民族国家革命历史及其历史精神的认同，让我们再次从文字中回望那段历史和历史中的风云人物——至少，他们是真诚的、热烈的，他们那样勇敢而不顾一切地生活过，不管是伟业，还是过错，都闪烁着理想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