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黄纬禄的秘书吕慧英随口嘟囔了一句：孩子中学要搞校庆，请科技工作者跟班上同学座谈，这人还没着落呢？

    细心的黄纬禄听到了，略带迟疑地问：“你看，我去，行吗？”

    吕慧英懵了：“您去？这规格也太高了吧？”

    百忙之中的黄纬禄抽出时间悄悄地来到这所中学，跟孩子畅谈了一个小时的科学与人生。

    对公众而言，黄纬禄的确不是名人，尽管在他95年的人生路上，荣誉、头衔甚多，比如，“两弹一星”元勋，潜地固体导弹总设计师。可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名“为导弹事业作贡献的普通科技工作者”。

    要当先生，先做学生

    1957年，当黄纬禄来到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开始自己的“导弹人生”时，这个英国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的硕士对导弹还一无所知。

    中国的导弹研制也是一片空白。身为控制系统组组长，黄纬禄知道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控制系统好比导弹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它的精确度左右着导弹的发射过程及目标打击的结果。

    可导弹的控制系统什么样呢？这年年底从苏联运来一个P-2导弹。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拆卸了这个最大直径近两米、长度近20米的大物件。黄纬禄明白了什么是控制系统，导弹控制系统所使用的电路，和他以往接触过的电路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然而，黄纬禄要带领一群刚从学校毕业、毫无导弹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闯出一片天地，并非易事。

    “干什么工作，只要去干、去学，总是可以学到手的。就像爬山一样，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上爬，最后，总是可以爬到山顶的。”黄纬禄说。

    黄纬禄把大学时的互帮互助教学法搬到工作岗位上。研究室里拼起几张课桌，放上一块黑板，大家互为老师。而组长黄纬禄更是不敢大意，拼命地吸收与导弹相关的知识。

    1964年，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黄纬禄和同事的努力有了回报，他也逐渐成为一名导弹控制系统专家。新的考验又来了，国家要发展固体导弹，1970年，他被任命为固体导弹总体部主任。

    导弹涉及的学科、部门无比庞杂，主要技术负责人如果不懂技术，实在难以服众。

    据统计，当时承担这个导弹型号任务的有109个单位，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彼此隶属于不同的部门。每到技术协调会，与会者各抒己见，发生争执更是常态。“抠”起技术细节来，一群四五十岁的人吵起架来火气不亚于年轻人，都认为自己的方案正确，别人的方案需要调整。

    在欢迎会上，技术人员们在下面窃窃私语：新主任是控制系统专家，并不了解总体，能行吗？

    黄纬禄清楚自己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尽快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他虚心求教：“我是搞导弹控制系统的，对总体我很不熟悉，请同志们把我当小学生一样从ABC教起。”不论老少，只要自己不明白，黄纬禄都会很客气地问下属：“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明白，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让我听懂？”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导弹是一门综合技术，任何一个技术权威都不可能样样精通。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先当学生，再当同学，后当先生。”

    事实证明，黄纬禄的先生当得很出色：协调会上各方争吵完毕，黄纬禄会在下面各自征求意见，尤其是听取反对者的意见，总结各自的优劣。他一发话，先提出大家的建议有哪些亮点，之后再讨论、决策。这样一来，火爆的气氛总能安静下来，每个单位都对执行确定方案表示认同。

    不论试验中出了多么严重的问题，只要黄纬禄在，大家就感觉“心里有底儿”。

    搞科研没有大概和可能

    在很多人眼里，黄纬禄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可一说到技术问题，就会像变了一个人，爱“较真儿”，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较真儿的理由很简单：在技术方面不能碰运气，绝对不能马虎，也不能冒险。

    一次导弹测试中，有一个继电器偶尔出现了一次该吸合而不吸合的现象。大家又反复测试几十次，这种现象不再出现。有人认为可能不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不想再复测下去了。

    黄纬禄很严肃：我们搞科学的就要有科学态度，不能“大概”、“可能”，一定要抓住这个“偶尔”不放，找不出原因决不罢休。

    经过不懈努力，这个“偶尔”终于被抓到，是继电器衔铁上有一个微小的铁屑。“不要小看这个小东西，如果在导弹飞行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使它突然改变原来的状态，就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黄纬禄说。

    对于导弹研制与发射试验这样一项大规模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研制试验中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一次，某导弹进行飞行试验，在进入发射前“5分准备”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正在山上观察的黄纬禄听到呼叫急速飞奔下山，穿过隧道来到指挥所。此时，离发射时间只有两分钟了！黄纬禄上气不接下气地听了简短汇报后，问了一句：“平台怎么样？”相关负责人回答：“平台没有问题！”

    黄纬禄沉思片刻，果断地说：“按时发射!”顷刻间，随着一声巨响，导弹腾空而起，飞行正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事后，有人问黄纬禄：“那次发射，你为什么敢那样果断决定？”黄纬禄谦逊地笑着说：“当我得知平台本身没有问题时，我即断定：电压表指针摆动一定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我们这种导弹是十分灵敏的，外部一点轻微的震动都会反映出来，而这些外部干扰在导弹起飞后是不会发生作用的。”

    有责任我负，成功了是你们的

    黄纬禄刚成为导弹事业中的一员时，聂荣臻元帅的一句话让他记忆深刻：“有责任我负责，成功了是你们的”。后来他成为这个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这句话成了他跟技术人员最常说的一句话。

    1982年秋，“巨浪一号”首飞失败。参试人员心情沉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黄纬禄对大家说：“试验失败主要是弹的问题，我是总设计师，我负主要责任。”

    参试人员把压力变成动力，经过6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寻找失败原因并改进，准备进行第二次发射。可发射能否成功，试验队员们依然忐忑不安。

    就在预定发射的当日凌晨，上级打来电话，建议推迟发射。

    黄纬禄陷入两难境地：如果自己坚持按原计划发射，一旦发生问题，后果要由自己承担；如果推迟发射，自己固然可以不担风险，但禁航期限将满，而且海上条件越来越不利于发射，错过有利时机，完不成试验任务，将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损失和难以挽回的政治影响。

    放下电话后，黄纬禄在脑海中回想了所有的细节，经过再三的分析、比较、权衡，最后果断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需要考虑的问题都考虑了，应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们执行命令。”

    最后，上级同意了黄纬禄的意见，按时发射。这一次，发射成功了。

    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黄纬禄在每次导弹发射之前说出“同意发射”这4个字的背后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品德比技术更重要

    航天系统都知道，黄纬禄重技术，更重人品。

    “做事要先做人。”他说，一个人的品德好，即使基础差一点，这个任务也可能会完成，但是技术好、品德不好，技术就偏了。

    黄纬禄以身作则，依然坚持着在很多人看来有些过时的原则。

    海军某试验基地高级工程师黄莉亚是他的忘年交。一次，她有个项目结题，想请黄纬禄做个鉴定。

    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黄纬禄态度很明确：没看到项目之前不可以写鉴定。看了书面材料后，他决定亲自参加鉴定会。

    那是他最后一次出京。因为害怕开会时上厕所不方便，他会前提前一个小时就不喝水。整整一上午，他一直坚持坐在那里认真地听讲。后来这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对于生活，他的要求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黄纬禄有个著名的“出差三条”：只要能走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高标准？不考虑也不允许。让他住宾馆？他宁肯住在单位的办公室。

    他的“让房记”更让许多人觉得老爷子太“傻”了。黄纬禄的房子是1965年住进去的。改革开放后，航天系统想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改善一下住房条件，3次提出让他搬家，从将军楼到部长楼再到院士楼。可他就是不搬，理由很简单：房子够住就行。

    年轻时，黄纬禄就习惯把荣誉让给别人，年纪大了，他这个习惯还没改。

    在推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候选人时，黄纬禄主动相让。他说：“功劳是大家的，不能因为我是总师就总把荣誉归到我的头上。”

    由于黄纬禄态度坚决，航天二院就推选了另外一位同志。经上级研究决定，最后还是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事实上，黄纬禄在多项航天工程研制中发挥了重要领军作用，可面对赞誉和掌声，他打心眼儿里把自己当成一个“兵”。

    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黄纬禄总是大刀阔斧地删除文中的溢美之词。即便他去世后，曾经的同事们依然在履行他的原则。每当记者的提问有拔高之嫌时，他们立马加以纠正。

    黄纬禄生前的秘书吕慧英很认真地说：“如果黄老总仍然在世，看到记者他肯定是摇摇手：成绩是大家的，我只是起到集体中一员的作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