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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公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其中表示，北京市将全面开放医疗服务市场，社会资本在新建医疗机构时还拥有优先权。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办医疗机构与政府办医疗机构在医保、人才、科研、水电气热等四大政策上也将享受同等待遇。
这无疑是迈向多元化办医的一大步。虽然早在1997年国务院即明文提出，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可以兴办医疗机构，可是时至今日，社会办医疗机构都还难成气候，多是小打小闹。这里面固然有社会办医疗机构本身的问题，常有自毁长城之举，但更多的是体制、机制原因，未给它们健康成长的适合土壤。2001年后，它们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下子好几千家——遇到的，只是歧视和放纵。
在一些人的印象里，社会办医疗机构就是“广告医院”，业务范围主要是“上三路”（指美容、牙科、皮肤病）和“下三路”（指性病、肝炎、不孕不育症），最擅长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欺骗营销。曾有社会办医疗机构公然宣称“没有睾丸也能生”，还有社会办医疗机构保证“乙肝三月转阴”。奇闻怪状层出不穷。对此，一些相关部门却不闻不问。
与此同时，在政策上，社会办医疗机构长期被等同于食品企业，照章纳税。当最初的3年税收优惠期过去，它们必须面对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乃至水利水电建设基金、地方教育费附加等16个税种。这逼迫社会办医疗结构以3年为生命周期，也让创办人感受到不公：同样是治病救人，为什么我们和公立医院差距这么大，仅仅因为它们有顶红帽子吗？
另外，社会办医疗机构很难取得医保资格，病人花费不能在此报销；在其中执业的医生也多无法评级、晋升机构，仿佛入了“另册”。这导致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病人和医生来源都大成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本被赋予“高端路线”的社会办医疗机构从出生即伸头入土，围绕火车站和电线杆子做起了小生意。
本轮医改显然有志于改变上述情况，以求得增加医疗资源、引入竞争机制之效。201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若干意见》开宗明义，要求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如今，北京市的《若干政策》乃是《若干意见》的具体化和延伸。
《若干政策》期望社会办医向三个方向去：一，远郊区县等城市偏远地方，那里相对缺医少药，政府鞭长莫及或无动力投入；二，高端医疗服务市场，公立医院受制于舆论，一直无法顺利填满这个领域；三，康复、护理或中医，这是卫生事业中工作量大或利润较微薄的部分。
为此，《若干政策》中给出了诱人的条件。其中包括：一视同仁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用水、用电、用气、用热与政府办医疗机构同价，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及自产自用制剂免征增值税等，社会办医疗机构也纳入全市医疗卫生职称评定、人才选拔和培训体系，在科研课题申请、科研成果申报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社会办医疗机构承担的公共卫生和支农、支边、对口支援、大型活动医疗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等指令性任务，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补偿。
这是社会办医疗机构未曾有过的最高待遇。在超预期的利好之下，有人甚至高声欢呼“民营医院的春天终于来了”。一些投资人的确也在摩拳擦掌了。
然而，社会办医疗机构想要大发展，仅有上述条件确乎还不够。医疗领域最核心的资源——医生——仍然没有得到解放。而没有医生的解放，所谓“社会办医的春天”很难真正到来，而且可能催生虚假繁荣。过去，民营医院发展不起来，乃至采取饮鸩止渴的做法，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优秀的医生。也正是如此，中国的社会办医从来不可能占领高端市场——到医院看好病还是第一重要的，满足不了这一条，再“奢华的享受”都是白扯。
目前，中国的医生，尤其是优秀医生，主要还困在“事业单位”的鸟笼中。之前，各地也曾力推过多点执业，试图突破，却无功而返。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较彻底的人事制度改革，医生没有自由身，还属于医院的“财产”，受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制约，那么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就是一句空话，而多元化办医也难免有事倍功半之劳。
当然，这并非易事。一些专家已经指出，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之中进展最慢的，而人事制度改革又是其中最难的。这里面不仅有医院的利益的阻隔，有主管部门管理任务的增加，即便医生自己也得有个适应和习惯的过程。突然一下子丢掉了“公家人”的身份，那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可是，再难不也得迎难而上吗？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