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未进笼子时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表示：“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总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近一百年以来中国经历的最为深重的灾难之一，而在“文革”发生的无数个冤假错案中，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案无疑是最大的冤案。黄峥编著的《刘少奇冤案始末》以及《刘少奇的最后岁月》还原了共和国最大冤案的经过以及部分真相，为那些不熟悉这一冤案的读者，提供了较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灾难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不必去列举那些至今还存在着争议的数据，不必去还原每一个历史的细节，只需略微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几乎就可以看到其必然性。多年以后，刘少奇之子刘源曾说，刘少奇是“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的，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 ”

    1945年1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总结和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正是从这次代表大会起，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才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死后，就是他”的话语，从刘少奇被指定为接班人，再到成为“文革”的头号“敌人”，其中“意义”耐人寻味。刘少奇的历史功绩与悲剧人生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刘少奇树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后，毛泽东个人的威信已牢不可破，并走上了神坛。走上了神坛的权威自然也就神圣不可侵犯。而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神圣不可侵犯更能带来灾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三反”、“五反”、“四清”，最后直到“文革”。在历次运动中，领导人的一些话，经常比法律更起作用。任何与其意见相左的人，都可能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最彻底的消灭挑战权威之人的方式，自然是从肉体上摧毁与消灭。

    1966年12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刘少奇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这位国家主席最终未能到延安或回老家种地，随着“文革”继续推向高潮，加之林彪、江青等人的挑拨离间，刘少奇随后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批斗，成为“文革”最大的牺牲品。

    40多年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卸任感言里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小布什执政八年，执政业绩乏善可陈，但他的卸任感言却指出了人类历史不幸的根源之一，美国历史虽然不算太长，但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艰难时刻，却从来没有发生大的全国性的社会动荡（南北战争除外），所以有人感言：“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一定是最不坏的制度。”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从来没有驯服过统治者这头猛兽，也从来没有把它关在笼子里过。任何胆敢给它竖起栏杆的人的命运可知，那些日夜与这头猛兽相伴的人，面对一只没有被驯服的、未被关起来的凶猛野兽，其悲壮几乎是宿命的。每个不幸事件的发生，每个个体悲惨的命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的一次次重演。

    无数次的历史事件证明，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人高于法律，在这个国家和社会里，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甚至包括国家主席。

    眼前这两本沉甸甸的书稿，为我们展开了那个沉甸甸的岁月。正如书中所言：“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