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都市的痛与爱

    千里迢迢从江西新余罗坊镇来到广东深圳，与父母团聚过年，13岁的刘军却笑得很少。整整一天，他躺在属于父母的那张床上，让床前的那道布帘始终遮挡着自己。

    虽然是过年，但父母一大早就都出门了。父亲刘且德在一个小工厂当清洁工，负责全厂的卫生，如果不加班，应该每天晚上8点能回来。母亲彭元子在一家医院负责打扫门诊区域的卫生，虽然下午5点半就能下班，但她每天都会再去做两个小时的钟点工。因此，晚上8点，他们一家人才能以吃晚饭的形式团聚。

    2011年春节，刘军第一次到深圳过年。之前，刘军盼望着来深圳，一想到可以和父母一起生活，可以看到美丽的深圳，他就很开心。但没想到，在深圳的一个月寒假里，父母在身边陪他的时间只有过年那几天。繁华的都市，著名的景点，也只能听听而巳。

    那个假期，父母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只能带孩子到附近的公园转一圈，然后就到菜市场买菜、做饭。平时白天，刘军还是像在老家一样，和姐姐一起度过。姐姐刘琴大刘军5岁，她每天在宿舍里帮忙打扫卫生、做好饭，有空就逗弟弟玩，唯一的娱乐是带着弟弟打扑克。

    今年春节前，听到父母又不回家的消息，刘军很失望。如果不去深圳，可能又要一年后才能见到父母；但去了深圳，他又实在觉得很难受。

    一方面，刘军很想见父母——爷爷、奶奶、姥爷都去世了，姥姥年纪太大不能照看小孩，姐弟俩只好跟着乡下的大伯一家生活。对他们来说，父母是唯一的精神寄托。曾经因为春节要补习落下的英文课，刘军整整两年没见到父母。

    纠结之后，他们姐弟俩最终还是到深圳过年。但他们赶上了一个“史上最冷的深圳春节”，几乎哪儿都没去。刘军临别时跟妈妈放出“狠话”：“你们要是明年再不回家过年，我就不来深圳看你们了。”

    女儿自己放弃读大学

    一提到两个孩子，彭元子就有“十二万分”的歉意。从33岁离开老家到深圳打工，一晃10年过去了，只有3个春节跟孩子一起度过。“每次孩子们过完年坐火车回家，我都不敢去送。”说到这里，彭元子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女儿第一次来深圳过年，走时是我送到车站的，回到宿舍哭了好几天，心里实在太难受。”

    刘军的脸上，有着这个年龄的孩子本不应有的“说不出来的惆怅”。记者到他们在深圳的“家”里采访，刘军始终躲着。吃饭时，也远远地抱着碗躲在一边，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过来夹一筷子菜，又躲回自己的小角落去。记者提出要为他们全家人拍合影，刘军也是被硬拉过来的。几十张照片中，几乎找不到一张刘军有笑容的照片。

    刘琴则显得很有主意。她参加高考前，父母很着急，总是打电话回去问，刘琴就是一句话：“你们别管我。”

    深感歉疚的父母也不敢再问，而是辗转找到刘琴的同学打听情况，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来，刘琴在高考报名前就准备放弃，根本没报名。后来还是班主任上门做工作，替她报了名。老师觉得，以前成绩一直位列班上前十名的刘琴，不参加高考确实太可惜了。

    最终，刘琴参加了考试，高考后，也有两所江西南昌的高校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但刘琴又都放弃了。

    今年春节，刘琴带着弟弟来深圳过年。说起刘琴放弃念大学，爸妈都说：“学费再贵，我们哪怕借钱也会让你去读书。”

    刘琴则自己有一套想法：她虽然以前在班上是前十名，但到后来就“越学越没有劲儿了”，成绩上不去，考上好大学的希望也很渺茫。“如果读那种花钱的学校，还不如不上，早点到社会上去打工，早点挣钱养活自己。妈妈，我帮你省了几万元学费，你应该感谢我。”刘琴告诉母亲。

    听了女儿的“道理”，彭元子还是会自责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但她不得不承认，女儿说得对，“随她去吧”。

    30平方米住8对夫妇

    彭元子对自己在深圳的生活状况，一直“讳莫如深”，更不肯轻易带人去家里。几经周折之后，记者才走进这个可以被称为“小窝”的地方。

    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工业区内的一套出租房，建筑面积30多平方米，由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个小厕所组成。房子一进门就是厨房，除了做饭的几个煤气灶之外，还有两排各式各样的碗、盘等炊具。一张吃饭的折叠小桌子，只有在需要用的时候才会打开。

    卧室只有不到15平方米，摆着8张高低床，一律用布帘遮挡着。床边和空地上摆满了生活用品。

    8张床，分别是8对夫妻搭起的8张双人床。床上都很简陋，虽然是冬天，但还是直接在夏天的凉席上铺了一床很薄的褥子，被子、枕头则胡乱堆放着。

    每张床都被一个很厚的布帘遮挡起来。一说到这里，彭元子开始不好意思地说，都是从老家一个地方来的人，安全倒是很安全的。

    实际上，所有的夫妻隐私，就只能靠这张布帘来遮挡。那张布帘，就成了每个家庭的一道大门。

    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彭元子和老公生活了整整10年，“房租倒是一直没大涨，这10年来就涨过50元”。

    到了2012年，每天，彭元子从早上到晚上整整工作12个小时。她在医院做清洁，每月1400元，加上每天额外做的钟点工，一个月差不多一共能挣1700元。

    老公刘且德在小工厂搞清洁，经常要加班，晚上10点以后回来是常事。但刘且德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只是更努力地工作。今年春节后，小工厂又给他加了200元工资，这样，刘且德每个月就有1900元的工资。

    刘且德承担着做饭买菜的事。一有空，他就要找便宜菜，每天晚上无论多晚回到家，都要把当晚和第二天带的饭做好，“如果不做饭，这时间也能去挣点钱”。

    彭元子最庆幸的是，自己在深圳这么多年，一直没得过大病，有时感冒了吃点药就好了。实际上，彭元子和老公在深圳，一直没有社保，看病什么的都要靠自己。

    提到现在的收入，彭元子觉得，“日子已经过得好多了，以前没出来打工，十块钱都觉得是一大笔钱，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现在越来越好，每次都能给孩子寄个几千元”。

    彭元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房租、吃饭等基本花销，按照最低标准，这些年一直控制在一个月1000元以内；剩下的钱，基本上都要拿回老家用。

    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能在江西新余买套房子。他们密切关注着新余的房价。但这些年，他们不断失望。

    彭元子说，夫妻俩在深圳打工10年，生活成本降到最低，存不了多少钱，距离他们在老家买套房的梦想还差很远。但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还在继续奋斗。

    在迁徙都市找希望

    今年春节前夕，彭元子听工友讲，深圳市区等单位和部门安排了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免费提供的旅游服务活动，但深圳今年春节赶上“史上最冷”，彭元子夫妇和孩子们就没怎么出门。

    实际上，深圳1500万人口中有1200万是流动人口，称得上移民大市、迁徙大城。从广深高速同乐关进入深圳，会发现那里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有几个大字：“来了，就是深圳人”。

    深圳正从政策层面开放公共资源，目标是让外来务工人员也成为城市的主人。比如，深圳曾经发文将“农民工”的称谓，改为“来深建设者”；还以市政府名义出台了服务外来工的“1+5”文件，将相关措施深入到基层。

    深圳的外来工大区——龙岗、宝安，也分别出台多项措施帮助和关爱外来工。去年大运会期间，龙岗区将140户外来工家庭的孩子，从农村接到深圳，并带他们观看大运会比赛。龙岗的一家民营鞋厂，还专门为外来工子女新建了幼儿园。

    在深圳，越来越多由政府购买或民间组织组成的社工机构，在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在宝安，政府、企业资源也在整合，民间组织、社工机构也被引入，专业服务留守儿童。

    记者从深圳市计生中心还了解到，去年的全国留守儿童摄影大赛后，深圳东门的近百家企业已经结对帮扶了200多名内地的留守儿童，捐款金额达到3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