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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在广东，又是青年农民工，又是一次间隔不过3日的两连跳……这一次，熟悉的情形带来的不再是几声唏嘘、几句牢骚，而是青年农民工们的无声反抗。2月15日、18日，广东东莞一家玩具厂相继有一女一男两名务工者跳楼身亡，短短3天，事发工厂老板收到了逾400名打工者递交的辞呈。
一边是打工者用“离开”抗议糟糕的待遇和城市生活，另一边，城市试图用“积分入户”这样看似诚意满满的政策留住农民工，效果却不容乐观。
奔波将近一年，深圳龙岗工业区的环卫工人雷明对“积分入户”政策彻底不抱希望了。早前，他曾两次因没有暂住证被抓进看守所，“积分入户”曾一度被寄予厚望，成为他短期内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
2010年，广东省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民工积60分即可获得申请入户资格。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到当年底，广东全省共有14.4万名外来工通过积分入户城镇，2011年全省的指标是18万农民工入户。
与官方数据“蓬勃增长”相对应的是，深圳环卫工人雷明、番禺珠宝加工厂技术工人陈辉海、宝安区私营店主俞子生、深圳钢材批发商康友仁、沙井电工蒲关至等在粤务工青年对该项政策的“失望”或者“不关心”。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论是广东、上海等地已经出台的“积分入户”政策，还是北京市政协常委会议正研究制定的“人才引进积分制度”，都对“积分”设置了较高的学历、技能门槛，导致有机会入户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只占少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在回答网友关于“低端人口城市融入”问题时指出，排斥低端人口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弊病。一个再现代化的大都市，也绝不是光由高端人口组成的。
“积分入户”少人喝彩
一辆本田雅阁私家车，数台中型运输货车，外加几辆企业公用小汽车——在福建莆田来深务工的青年农民中，从事钢材批发生意的康友仁算是“混得不错”了，31岁，有车有房。然而，即使“成功”如康友仁，如果被投入“积分入户”的茫茫大军中，也不过似一颗砂石，连“噗通”一声都听不见。
根据《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试行办法》，记者大致估算了一下康友仁可能获得的积分数。年龄在18~35岁，能积15分；初中文化水平，能积5分；没有缴纳社会保险，不能积分；非广东省农业户籍，不能积分；此外还有身体健康、未超生、无违法犯罪记录等积分项，满打满算再积10分。
康友仁最多可以获得30分，而广东全省最低标准是60分，深圳去年的踩线分数是100分，东莞市今年的入围分是130分。
据2009年直接参与设计“积分入户”政策早期蓝本、时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梓桢介绍，发达国家和城市移民入户要求中，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文化程度”，他据此设计的“积分入户”指标也将教育程度、职称和技术等级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占分比最高。
比如深圳和广州的积分政策中均规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并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者能获得100分积分，而初中学历只能积5分，中专、技校、中职或高中毕业积20分。
大多数农民工都“卡”在了“文化程度”这项指标上。例如广东东莞，2010年共有6个镇街入户指标因申请人数不够产生剩余，838个名额无人问津，据该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副局长王国雄介绍，以虎门镇为例，该镇拥有近50万流动人口，其中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者占87%，仅1.4%的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
因对“入户”不抱希望，一些人甚至售出房产，准备返乡。
龚甫飞在番禺珠宝加工行业干了整整20年，算是工厂里60多名技术工人中的“老师傅”了。他在番禺自购了一套住房，技术能力过硬，从1999年开始参加社会保险。
按道理，龚甫飞的情况应该符合技能人才入户条件，但他始终未能办理。最重要的原因是，珠宝首饰加工行业没有技能评级，企业也从未组织其参加过其他类型的技能考试或培训。
去年，龚甫飞卖了那套两室一厅的公寓，一家三口租住进一间60平方米的大开间，月租500元。他打算缴满15年社保，拿到退休金就回老家。
康友仁早晚也要回老家莆田，他已经在县城买好一套商品房，打算回村再盖一幢房子，“深圳始终不是自己家，连孩子上学都解决不了，什么市民待遇都没有，不可能留下。”
“农民工”、“外来工”混淆入户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广东省流动人口目前已达3667万，约占全省实有人口的三分之一，约占全国流动人口的七分之一，是全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
记者注意到，媒体报道中关于广东省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的介绍，前后存在较大出入。比如，2010年，广东省出台的《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积分入户”政策针对“农民工”，但在总结该项政策实施效果时，却将“农民工”换成了“外来工”，“广东全省共有14.4万名外来工通过积分入户城镇”。
两字之差，能对其政策效果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外来工则是外来务工人员的简称，从全省层面来看，是指所有来自广东省外的务工者，从某个地市层面来看，是指所有来自其它地市（包括省内地市）的务工者。
有媒体报道，深圳首批积分入户达到100分分值的人员中，城镇户籍占86％，农业户籍只占14％；广州首批通过积分入户成为广州人的千人名单中，包含了“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居民户口城镇户籍人员”；而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透露，全省2010年积分入户的10.8万人中，有51%的外省人和49%的本省农民，外省人刚好超过半数。
各地纷繁复杂的“入户对象”令人摸不着头脑。一名农民工向记者诉苦，他从19岁就出来打工，学了一身手艺，却没有一张证书，“说是农民工入户，其实是高技能人才入户。农民工有技术也没用，没学历，输定了。”
实际上，《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试行办法》对农业户籍有一定的倾斜，只是局限于“广东省内”而已。按规定，广东省内农业户籍能得到20分加分。
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哪怕是获取基本的“积分入户”政策信息都并非易事，更何况仔细阅读分析政策。汕头一项针对349名外来工的调研显示，只有8人申请通过积分制入户，199人对“积分入户”政策完全不了解。
深圳市宝安区理发店老板俞子生对“积分入户”的了解仅限于“电视上听过”，他身边的老乡们从不议论、不关心该政策；在番禺打工的韶关人陈辉海听说有人办成过“积分入户”，只不过在清远，“比韶关还穷”；他还见过有人拿着技师证去申请“积分入户”，结果因为有几个月没有租房合同而告吹。
记者为此专门查阅了2011年广东省各地积分入户的指标任务，发现广州、深圳两大热门城市的积分入户指标分别只有3000人和4600人，其中珠海、汕头、韶关三地查无结果。
最有吸引力的政策在清远，该市只需积满35分即可申请入户，大专学历积60分，务工满一年者即可积30分，个人纳税累计每千元积10分。
少一些“入户”作秀多一些公共服务
我国的特大城市和省份在人口和户籍问题上的纠结由来已久。以广东为例，2006年发布的广东省“十一五”和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指出，2036年广东人口将达到峰值，此时全省常住人口将控制在9900万以内，然后开始平稳下降；而实际情况是，2011年上半年的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披露，该省2015年的常住人口预期已达1.15亿，户籍人口控制在9000万。2015年常住人口的预期已经超过2036年峰值预期16个百分点。
城市不仅对人口的数量有控制，对人口的质量也有追求。这一点，从各地“积分入户”政策的制定上便能窥知端倪。广州对“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211工程高校、985工程高校、广东省属及广州市属重点高校或其他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加10分，对“个人在广州市企业的投资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加20分；中山制定的附加分指标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急需人才、专利创新、奖励荣誉等10项内容。
不少城市都将“在符合城市产业布局的高新技术领域工作”作为入户附加条件，而大多数农民工都在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
“很多在城里的人希望这个城市的人口是有一定素质的人，希望要达到一定的学历，要达到一定的专业技能才能进入城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各种低端服务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只剥夺他们的剩余价值，不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不解决他们在这里长期生活的困难。”
每年节假日的保姆荒、民工荒、服务员荒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李铁认为，现在应该着力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眼下的控制城市人口的政策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不可能持续。”
长期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邹农俭也把关注点放在了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户口其实不是关键问题，最关键的是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有没有跟上。”
邹农俭认为“入户”不过是一个形式，除北京、上海户籍能给高三学生带来更多考学优势外，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其实对“入户”不会很在意，他更加推崇苏南模式，“政府每年拿出些钱来，建廉租公寓、蓝领公寓，给农民工提供免费培训，给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义务教育，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广东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志愿者陈辉海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据：“2011年反映最多的问题是社会保险缴纳，162个工人中只有71人缴纳保险满10年，5个人从未缴过保险，91人从2010年9月开始缴纳。”
珠宝加工工人龚甫飞所在的港资首饰加工企业，六七十名员工中，只有10人左右缴纳了“五险”。
2011年，曾有消息称，广东各市县政府财政将按照公办学校实际在校学生人数拨付教育经费，而不再区分这些学生是否有本地户籍。
记者在采访此组报道的过程中获悉，团广东省委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推出鼓励和扶持农民工学习并能拿到文凭的“圆梦计划”，得到农民工们的强烈响应。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计划去年一年已满足近10万名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了大学的学习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