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重建公众对文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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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著名电视策划人。

    对话背景

    文化过度商业化、功利化阅读、多位文化大师的离世、诗歌被渐渐遗忘……近年来，文化领域出现的诸多现象令人们一再反思：今日，人们是否依旧需要文化的慰藉？如何重建公众对文化的信任和需要？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于丹。

    中国青年报：站在个人的角度，你怎么理解诗歌对人们生活的意义？

    于丹：从1995年到现在，我一直在给本科生讲诗词课。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诗歌。最近，我在一档节目里要讲中国诗歌，恐怕只能讲我的个人感悟：我将诗歌分为春、秋、落日、田园等八个意向群。

    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再次感受到，很多中国人过去很讲究的感思，现在已经被渐渐忘却了。比如，诗歌中常出现“春”和“秋”，我很喜欢的一句诗是“沐春风而思飞扬，临秋云而思浩荡”。春花秋月从生命中走过，我们原本该有敏锐的感觉，但是现在，人们有点像是在塑料大棚里过日子，对自然的变化感知非常迟钝。在很多高档写字楼里，冬天暖气开得比夏天还热，人们一年四季穿着一样的衣服。在高科技的调节下，人们已经远离了四季变化。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当春风乍起或是秋云密布时，我们的感受是麻木的。

    在我看来，诗歌中很多意象群对中国人而言意义重大。还说“春秋”二字，为什么人们说岁月走过几度春秋？问老人的年纪是春秋几何？为什么孔子删定一部编年体史书叫《春秋》？为什么不叫冬夏？我觉得，对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而言，冬夏呈现的是一种稳定性特征，但春秋呈现的是变化性特征，极不稳定。比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伤秋宋玉赋西风，落叶惊残梦”。我觉得，中国人在春秋的变化中，内心深处敏锐易感的心情极易被唤醒，所以才会有伤春悲秋：时光这么好，你舍不得它走远。

    看过古人的文字，我们不禁要感慨：今天的人不但有品质的快乐很少，连有品质的忧伤都很少。我们很多时候表现出的愤怒和烦恼，并不是悲天悯人的情怀。无关失业、无关失恋、无关人际纠纷的伤怀，以及对于岁月流光的悲态，现在真的很少见。所以，我希望通过诗歌的普及传播，传达出人的情怀。这也是诗歌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新兴文化对诗歌的冲击非常猛烈。在很多人看来，诗歌早已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作为诗歌文化的传播者，你对现状感到悲观吗？

    于丹：我并不悲观。不论社会的进步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当下的生活多么喧嚣，我们都不必悲观和愤慨。人们觉得新兴媒体的兴起对诗歌是巨大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今天在网上有很多论坛、圈子让人们表达意识和观念。很多人平时都有一个职业角色，在忙碌的时候他对诗歌的需求不会表现出来，但是骨子里对诗歌的信任一定是有的，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时候，就会迸发出来。将职业和兴趣区分开来，我认为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大众传媒越发达，对于激活中国文化越有好处，二者是可以统一的。比如，现在有很多写诗的软件。过去，我们觉得平仄格律很麻烦，一般人根本写不了诗歌，但有了这个软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写诗。总之，我对诗歌的未来仍然表示乐观。

    中国青年报：近几年来，季羡林、任继愈等数位国学大师、文化泰斗的辞世曾引起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的是：这会不会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对此，你怎么看？你怎么理解文化自信的重塑？

    于丹：说起这个话题，我是有一点惆怅的。从李杜时代到清末民初，我们没见谁自诩是书法家或者诗人，因为写字、写诗是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流传千古的《腹痛帖》、《寒食帖》等等，用我们现在的思维理解，就是古人随手写的一个微博、短信。那时，写诗写字是文人的基本功。到了清末民初，也出现过一大批有情怀和远见的知识分子，包括王国维先生、辜鸿铭先生等等。我记得林语堂曾经评价自己：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总体而言，他们身上拥有一种博大的文化情怀和视野。

    但是再往后，我们遗憾地看到：我们曾经一次次否认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时至今日，这场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的重塑仍在进行中。对于中国文化而言，理性和温暖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当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空间坐标是国际语境，时间坐标是当代语境。我们亟须在“当代与国际化”相交的时空坐标上，思考如何激活自己的文化。

    我想，文化的发展会呈现出螺旋式的上升趋势。我们不需要一味的感伤和缅怀，而应建立一种新的姿态：让中国文化在新的语境下有一种活着的方式，是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重要责任。这也是我从讲《论语》开始，一直坚持至今的理念。希望在情绪如此躁动的时代，我们仍能够信任文化。

    中国青年报：你最看重知识分子身上的什么气质？

    于丹：我觉得，知识分子很重要的品质之一是社会担当。有了这份坚持，即使遭遇困境也不会仓皇不堪。我常常想，杜甫当年的境遇就好吗？但他依然在晚年写出了沉郁顿挫的诗词：“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他只是一个拄着拐杖的白发老头，却有着年轻人不及的气节和担当。作为个人，我能做到的就是传递我真正看重的东西，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中国青年报：你怎么看待“有用”和“无用”的阅读？

    于丹：人的价值观和阅读习惯都应当被充分尊重。简单来说，有用的阅读是为了长知识，无用的阅读则是为了心智的成长。前者能帮助我们考级考证、找到好工作，后者能帮我们怡情养性、令思维成长、感受古今同悲。阅读不应被看做是一种提取知识的方式，而是一种兴趣，就像音乐、运动一样。

    中国青年报：哪位文人是你眼中的人格典范？

    于丹：首先要提起的是鲁迅。小时候我很不喜欢他，觉得他太激烈。30多岁之后，我越来越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笔下的国民性有一种不朽性。比如他笔下的阿Q，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到处能看见。他激烈的态度背后，有一种对时空的穿透力。

    在诗歌方面，小时候我很喜欢李白，觉得他飘忽而天真。像他那样不屈己不俱人，不是很好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欣赏杜甫。当我真正读懂了他内心的忧患后，我对他肃然起敬。他从不说自己伟大，他说自己不过是“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即便如此，他的眼中也可以看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天地古今之心从未远离过他。

    再后来，我觉得苏东坡更胜一筹。因为和他相比，我认为李白的飘逸和潇洒里少了一点担当，而杜甫的沉着和坚持中又多了一份执拗。所以后来，苏东坡成为我最喜欢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心胸。

    中国青年报：你怎样看待文化过度商业化的现象？

    于丹：商业和文化的融合必须要非常谨慎。文化可以产生价值，但文化价值不能被商业淹没。我觉得，现在很多文化商业化都有些走偏。比如茶道，人们现在感觉喝茶好像成了一个高端的代名词，到了茶馆一定要问：“你那儿有陈年普洱吗？”“有某几棵树上长的极品大红袍吗？”我觉得这有点矫情。中国老话说，“琴棋书画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原本是和俗事搁在一起的，是基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反思，在当下，文化本源的意义是否能被激活？文化不该是极少数人的高端消费品，得接地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