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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全国政协委员、饲料大王刘永好今天或许还在一所中专学校里当老师。如果不是搭上了改革的快车，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可能没机会掌舵每年销售额过亿元的利时集团。在招商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看来，也只有地处改革发源地的深圳，才会诞生招商银行这样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今天，当他们相聚在北京时，见面的话题都与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相关。
这些曾经的改革风云人物都在想，新一轮改革又将带来怎样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憧憬改革能破解前行的诸多难题。改革大潮中的历练使他们能清醒地看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各自都有一幅未来改革路线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清晰地记得，20年前，他的一位朋友把刊登《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纸专门从深圳传真给他，当时他的身份是海南省体改委主任。拿着这份报纸，他闯入了时任海南省省委书记邓鸿勋的办公室，“快看看吧，我们不能错过改革这班车！”迟福林兴奋地向省委书记说起他的改革畅想。接下来，他和同事熬了几个通宵，起草了一套海南经济改革方案：要再造一个香港。
今天，迟福林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几天前看到《人民日报》呼唤改革的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心情和20年前一样激动。本次两会，关于改革，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在迟福林看来，与20年前相比，今天改革的内容发生了变化。20年前讨论的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今天，当市场经济走过20年，碰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最突出的是由于利益关系失衡带来的矛盾，比如，投资消费的失衡，收入分配的失衡等等。这些问题是这次两会他最想呼吁决策部门关注的。
他透露，这几天有中央领导要到他所在的界别听取讨论，他要当面向中央领导提出他对改革突破点的思考，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平衡投资与消费、如何解决农民工进城、公共产品不足问题等等。
1993年，宁波的农村青年李立新拿出自己当销售员的积蓄，加上父母支持的几万元，创办了一家塑料制品厂，生产放相片用的相框。2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小作坊已经成长为拥有员工6000余人、年销售额达105亿元的大企业。回忆起自己的创业路，李立新说，是改革给了他不一样的青春人生，他的成长与改革20年同步。
再次听到改革的脚步声，李立新委员希望这一轮改革能再次开启民营企业的春天。在他看来，融资问题、税赋问题、劳动力短缺都在掣肘民营企业前行。而现在已经到了改革最好的时机，国家和个人都不能错失改革良机。
回忆起20年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全国人大代表TCL总裁李东生说，当时TCL集团已经创办10年，那时也正是企业迷茫彷徨需要信心和出路的时候，而南巡的春风坚定了企业发展的决心。在企业界，和李东生一样在1992年就当老板的那批人，被称为“92派”企业家。李东生说，这说明这批企业家应该更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今年两会，他带来的建议主要聚焦改革、转型与发展，包括农村教育改革、企业减税改革等。
在跳进改革浪潮之前，南存辉只是浙江的一个小鞋匠，为全家生计而奔波。1984年7月，南存辉创办了一个开关厂。到1992年之前，这个小厂不仅为厂房和生产销售发愁，也在为“姓资姓社”的问题被反复质疑，规模做不大。
改革彻底改变了南存辉的人生轨迹。他的企业如今销售额近300亿元，有超过两万名员工。他的成功被看作是“浙南模式”的杰出代表。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全国人大代表南存辉今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之后，他感到后劲越来越足。
“前面几十年，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应该继续改革下去。”
“作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我还是欢迎继续改革。尽管这意味着我要面对新的挑战和困难，也许还有失去。但改革要服从于发展的需要。我将身在其中，继续高举改革旗帜。”南存辉说。
民营企业家、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已经连任4届政协委员。这位当年改革的受益者认为，改革还远未到头。靠农业起家的刘永好目光紧紧盯着农村亟待破解的难题。特别是在经济转型阶段，农业如何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转变，从各家各户断裂的生产模式向产业链转变。转变的背后需要中央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土地流转的改革、农村信贷的改革、农民工的问题等等。在刘永好看来，这些难题不破解不改革，农村就没有出路。
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刘永好郑重地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中国人就没有尊严。”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本报记者 刘世昕 林洁 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