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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教育部公布，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分别产生了3名和5名校长面试候选人。此前，教育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改革试点工作已在这两所大学展开。
与外界的瞩目相异的是，两校对外发布的信息很少。3月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前来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大党委书记盛连喜教授，但他说，上级部门有规定，不允许学校擅自谈论此事，所以他不能发表意见，届时将由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详细情况。
然而，这一改革试点新举措在本次两会上成为热点话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提交的提案中，就建议对大学校长进行公开选聘，并对东北师大和西南财大做的试点工作提出了意见。
事实上，公选校长在中国并非首次出现。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同济大学原校长吴启迪就是被公选出来的。
1995年，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的智能控制专家吴启迪教授被公选为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位经民主推举产生的大学校长。
但吴启迪并不敢肯定自己就是“第一”。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同于主动报名竞选，她是被“海选”出来的。当时学校教授都可以推荐人选，学校还成立了遴选委员会，这个在党委之外成立的遴选委员会在她看来是那次推选中最大的亮点。
她说，遴选委员会成员既有教职工，也有学生，还吸纳了民主党派参与。几轮淘汰后，剩下4名候选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演讲环节，4名候选人每人在同济校电视台面向师生讲10分钟，公布“治校纲领”，不过候选人并没有同台演讲，更没有辩论环节。最后，由党委成员和遴选委员会成员一起现场投票选出校长。
吴启迪说，不但是同济大学，当时全国有几所高校都是这样做的，不过同济大学做在最前面。
然而，不知何故，这种推举方式并没能得到坚持和深化。相反，任命成了主要方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空降校长”的方式更是引发了社会热议。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春时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到了一定的年龄无法晋级的，经常被“空降”到高校担任领导，“空降校领导的着眼点不是从教育出发，而是从安排官员的角度出发”。
农工党中央的提案也表示，现在的许多大学都经历了被“空降”校长的情况，师生们事先对其教育理念、治校经验、治学水平、发展目标等并不知晓，只能任其施展，“即使发现新校长不胜任，师生们也无可奈何。”
杨春时认为，教育部这次的改革试点最大的特点在于切断了这条通道，“以后这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要去当校长，也得去竞争才行”。
记者发现，这次改革试点的另一些举措也获得好评，如按照1∶3至1∶5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按照1∶2的比例确定考察对象；面试结束后，在教师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认为，“这个过程，体现了师生对校长选拔、任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相比此前的校长选任，有很大的进步。”
刘经南说，公选校长体现了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的贯彻，因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已经写入规划纲要中。
不过，农工党中央认为，“公选”的主持部门仍是政府部门，而不是以大学内部师生代表为主体组成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并设置了难脱“行政化”窠臼的行政资历要求，与建立现代化大学制度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
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他也认为，这次改革试点所显示出的进步是不够的，中国大学办了这么多年，应该有更彻底的改革举措，不能满足于小修小补。“当务之急，是要调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大学的关系，明确双方的边界，有序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
杨春时早在10多年前就提交提案要求公选大学校长，“按现在的校长产生方式，校长成不了教育家，教育家也成不了校长，因为校长由谁任命，就要对谁负责。从这次改革试点的举措看，校长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仍然有浓厚的隶属关系，改革不算彻底”。
在吴启迪看来：“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不论如何，要选择一个学校的领导，多听听学校师生员工的意见还是很有必要的。”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本报记者 叶铁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