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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说到教育投入非常感慨：一说要投入教育经费，下面积极性都很高，然后就盖房子，盖了拆，拆了又盖。比如，在没有撤点并校以前，“两基攻坚”盖了不少房子，“校安工程”又盖了不少房子。撤点并校之后，很多以前盖的房子都废了。
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中国被认为是“穷国办大教育”。这位老教育工作者忧虑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经费也未必都物尽其用。而本届政府庄严承诺，今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
4%是什么概念？以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计算，4%就超过18862亿元。面对这笔巨额的教育经费，如何能保证这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今天，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搜狐网联合推出的两会访谈，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给公众算算怎么花好这笔钱。
4%应有科学的界定
对公众而言，4%不是一个陌生的数字。近些年来，每到两会召开，4%必是热点话题。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要在上世纪末实现4%的目标。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要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
教育界人士普遍有这样一个观点：2012年，这笔巨额的教育经费有望得到落实。
“有钱固然是好事情，但是有了钱以后把钱用好是一件不能说更重要、而是同样重要的事情。”朱永新说。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投入才应该计入4%？有教育工作者反映，过去很多教育经费，比如说公务员培训经费、企业培训经费等都没有纳入教育经费的统计。有的地方，为了尽快实现4%这个目标，竟然把这些费用也纳入4%。
对此，朱永新建议，首先，4%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它到底包括哪些条款和内容。毕竟，4%不能靠投机取巧来完成。
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独自决定经费怎么花
巨额经费的增加，首先应该保证它的合理使用。从过去的境况看，一方面经费短缺，另外一方面不合适的使用也很多。
朱永新说，以职业教育为例，前两年国家增加了100亿元的职业教育经费，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给每个中职学生发放每年1500元的补贴。
在他看来，这个投向不尽合理：对很多家庭富裕的学生而言，这笔钱没有意义；对困难家庭的学生来说，他看到富裕的孩子也拿1500元，会觉得很不公平。
重点高校建设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过去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投入，是偏向学校而非学科，有些学校的钱就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到各个学科去了，对推动学科发展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
“同样的钱怎么花，的确还是一个大学问。”朱永新说，首先要避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个部门说了算。
在朱永新看来，应该建立一个由社会各界人士，比如来自财政、教育、发改委等部门的人士，也可以吸纳教育家、社会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一个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对超过一定金额的教育经费进行全面规划和监督。这方面，在2010年的纲要中已经有所体现。其次，对教育经费的使用要进行全程监控，比如对培训各个环节经费使用的监督。
把短板拉长是下一步教育最重要的方向
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向也是个大问题。朱永新主张把经费更多地用于促进国家的教育公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走的是效率优先的道路：各个地方建设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示范小学、示范中学，这样的结果，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最后，学校和学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和地区之间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今，很多教育的难点和热点问题都与此有关。
“政府首先必须要把增量部分用在雪中送炭上，帮助最薄弱的学校发展。把短板拉长是下一步教育最重要的方向。”朱永新说。他建议，把增量部分用在最薄弱的学校、最边远地区的学校、最弱势人群的教育上，用在长期以来欠账太多的地方，包括在大学里面优先向地方高校倾斜。
合理使用巨额经费的关键是项目决策过程的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
以撤点并校为例。朱永新曾经去过贵州一个山区，那里的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小时山路，每天这样来回走四个小时。当地的条件也根本不可能通校车。
朱永新说，当初作出这个决策，更多想的是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升农村教育品质，让学校集中起来好的老师会更多一些，教学效率更高一些，孩子们受的教育更好一些。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过程中很多问题没有细致考虑。
在其他国家，农村有很多微型学校，几个孩子、几十个孩子，再配上几个老师。“没有必要一刀切，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最怕的是一窝蜂一刀切。”他说。
朱永新坚持认为，任何决策都必须有专家论证，有公众的听证，有小规模的试点，有不同区域的实验。“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本报记者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