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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迁浪潮席卷各地的当下，人们恐怕很难想象这样一幅图景：一座破旧的土墙瓦房，嵌在一片漂亮的小洋楼中间。在政府规划的这片农民集中居住区，房主不是钉子户，他无非是因为在城里有房，不想在农村的老家重新盖房子而已。尽管有人认为这座破房子有碍村容村貌，房主却没有遇到来自当地官员的任何骚扰。
这是发生在川西平原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8组的真实一幕。按照当地乡镇干部的说法：这是房主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
基层干部们的确无可奈何。一来，他们的上司——成都市党政领导已经明确表示，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二来，房主程永福手里拿着“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以及“和城市居民一模一样的大红本”——《房屋所有权证》。事实上，后者是最有力的权利保障。
在一些学者眼里，这是持续九年的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带给农村最核心的变化——农民的地位高了，政府的权力小了。这项改革的目标，用成都政界的普遍说法，是“把权利还给农民”。
当然，官员们私下里还有更直白的说法，叫“自我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的确是事实。在成都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县委书记提出，改革以后，政府征地难度很大，这阻碍了地方发展。
这种牢骚受到了成都市领导“一点儿也不客气”的驳斥。坚定推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市领导当场表示，农民权利的扩大，可能会妨碍地方政府利益，阻碍政绩工程的实施，但对农民是有好处的，对整个成都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其实，按照人们惯常的逻辑，基层官员的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
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大体路径是这样的：先是实施“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集中居住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目的是改变城乡二元分割、无序发展，实现推进城乡一体化。随后，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由此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最深层次的改革，则是2007年成都被国家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实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这些高度概括的改革举措，背后是大量极具挑战性的具体工作。这些工作，考验着官员们的体力、脑力，还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执政理念。
产权制度改革还没迈开第一步，就遇到了阻力。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确权颁证”，即确认农村林地、宅基地、集体承包地、房屋产权等权属关系，然后颁发相关权属证书。然而，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对这项“天上掉下来的工作”持普遍的质疑态度：没有这些证，耕地照耕，房子照住，有没有证又有什么关系？
但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不这么认为。他说，多年的实践让我们认识到，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需要在制度上去突破，建立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就如国企改革一样，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2001年，葛红林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任上调到成都工作，全程参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国企改革给他的启发是，在农村也要建立起类似于国有企业那样的、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相关制度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从而构建起新型农村生产关系，使农民从单纯的“土地人”成为“社会人”。
接下来的工作让官员们疲惫不堪。确权开始后，嫁出去的女儿回来了，就是为了能多分到一块地；外出打工的回来了，是为了把借出去的地要回来。过去混乱的权属关系问题在确权的关键时刻集中爆发，基层干部的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调解各种邻里纠纷。
产权制度改革用了三年时间才基本完成。这三年，基层干部把大量精力花在测量、填表、发证、调解纠纷这样的琐事上，其疲惫程度，有基层官员用“真不是人干的活儿”来形容。而他们最后的“政绩”，仅仅是农民们拿到手的5个“本本”：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林权证。
在制度设计者的眼里，这些本子意义非凡。葛红林说，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根本制度安排，土地既是农民最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是农民最主要、最根本的财产资源和基本福利保障。
实惠也是明显的。鹤鸣村的程永福手握产权证，他的房子不至于被强拆。而新都区新繁镇白璧村的农妇陈万会，则学会了与前来土地流转的商人讨价还价，“明年租金不涨，我就不租了”。一位台湾农产品商人想到成都一郊县搞块地做规模农业，因为有几户农民不同意出价，土地连不成片，老板只好拍屁股走人。
显然，这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证明，政府的权力小了。这正是对一些官员传统执政理念的挑战。
按照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的说法，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他强调，目前的农村只停留在商品经济阶段，还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即要素拥有者能自主地进行公平交易。
孙平说，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剥离出来，使土地流动的束缚得到解放。同时，要素流动之后，农民可能失去土地和房子，但不能失去社会保障。
于是，成都的改革继续深化，目标是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如涉及农村土地分类流动的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制度、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失业保险制度、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在全市范围内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户籍制度等。
这花了成都不少钱。统计显示，从2003年至2009年，成都财政对“三农”投入占总支出的比重从6.47%提高到18.37%，金额从10亿元增加到192.3亿元，农民人均分享的财政支出增长26倍。
这给城市管理者带来较大压力，主要是财政支出的压力加大。官员们私下里说，成都是在“自费改革”。但成都高层试图告诉他们的下属：“我们的政府不只是城市的政府，也是农村的政府。”
本报记者 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