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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出席大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赵青摄
110条，两万余字，今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向大会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这部被称为“小宪法”的国家基本法律，交由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审议。
现行刑事诉讼法于1979制定，1996进行了修正。16年间，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相继曝光，不断拷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来自司法界和社会各界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呼声渐高。
王兆国说，本届人大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个代表团提出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议案81件。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诉讼权利。
此次修正案草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等均作出规定，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热议。
摘掉刑讯逼供的“毒树之果”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说，此次修改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意义重大。他提供了一份调查，这些年，有法学界人士做过研究，分析了二十起重大冤假错案，结果发现主要是刑讯逼供的结果。
2010年5月9日，因为“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由于“被害人”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教训非常惨痛，赵家为此家破人亡。这次草案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得出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从源头上根治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王利明说，国外把非法证据称作“毒树之果”，“刑讯逼供就是毒树。”
草案在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王利明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
跨过律师“三难”关卡
长期以来，刑辩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屡遭“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三难，成了难以逾越的三道关卡。
“此次刑诉法修改在辩护制度方面，完成了与《律师法》的衔接，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具有划时代意义。”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担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彭雪峰说。
草案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能够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案件，改变了原来在侦查阶段只能提供“法律咨询”的情况。
一些刑辩律师有过惨痛的教训——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遭到侦查部门强力抵制，形同虚设，加之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刑辩律师执业环境日趋恶化。彭雪峰说，全国律师协会年年呼吁，此次看到草案，作为律师他感到很欣慰。
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对此处修改给予高度评价：整个修正案中条款最多、变化最大的部分是律师权利扩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保障律师的权益，国家与个人的博弈就能更平衡些。”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说。
如何保障律师的权利不仅仅写在纸面上？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说，“草案中规定，如果有关机关违法阻挠使律师的执业权益受到侵犯，律师有权申诉和控告。”
证人出庭才能质证交锋
慕平说起了一件自己当法官的判案经历。曾经有一个案件被认为是证人必须要出庭。那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抢劫案。两个犯罪嫌疑人准备一起进入住户家盗窃，没想到被事主发现。结果事主被他们打死。
在两个犯罪嫌疑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这个案子被翻案了。原因很简单：当庭就看到两个人被刑讯逼供的结果，手腕都青了。
当时合议庭休庭，要求公安人员必须出庭才行。但最终，公安人员拒绝了出庭。最后这两个人没有被判死刑。
慕平说，在重大刑事案件中，证人基本不出庭。
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仅没有法律规定强制或者保障证人出庭，实践中证人出庭还经常受到威胁和打压，公诉机关往往在法庭上以宣读证人证言来代替证人出庭作证。
此次刑诉法修改，规定了保障证人出庭的相关制度。比如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证人都应当出庭。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要作为证人出庭。对鉴定意见产生异议的，鉴定人也应当出庭作证，并首次确立了证人保护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贾春梅说，证人不愿出庭往往和证人安全权利没有得到法律保障有关，刑诉法草案加强了对证人保护措施，实践中需要得到细化，如遮蔽证人脸部、改变声音等。
草案规定，任何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时候，不能为了逃避，找种种借口不出庭。“如果这样，诉讼难以继续进行，可能犯罪就难以得到追究、被害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机关可以强制他到庭。”郎胜强调。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本报记者 王亦君 崔丽 叶铁桥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