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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邓小平的全国政协委员、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发现，他的偶像当初设计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已把中国带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然而多少保留了一些计划时代的色彩。
过去的色彩在他投资的行业不难看到。这位富有的地产商同时创办了大、中、小学各一所以及27家幼儿园。他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第二年开始办学，1993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政企联办，校产国有，企业投资”的寄宿制学校。
然而近20年后的今天，张杰庭发现自己在教育界像是置身于一个笼子里，而且“笼子越缩越小”。
“中国民办教育的生存环境，比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要落后20年。”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慨，在教育领域，国家是在限制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
这些年里，张杰庭投在学校的本钱已经赚了不少钱，然而他根本不知道利润该不该分配、该怎么分配。他甚至也弄不清楚，那些学校的资产，究竟是不是属于自己，“稀里糊涂”干了这么多年。
有关民办教育的法律和政策正在起冲突。譬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然而16年前颁布的《教育法》和8年前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根本就不认可民办学校还存在“营利性”的类别。《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黎辉建议，当年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适时修订。
而张杰庭还发现，《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举办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但2004年公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非营利组织的所有权，收支结余不得向出资人分配。”
在他看来，会计制度否定了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资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
因此，他指出，政策和法律之间打架，导致民间投资者不能合理合法地分配利润，“随时在犯法”。
“我们投资的时候你不说，投完了你说归社会所有了。”张杰庭说，民办学校在中国教育投入偏低的情况下，培养了那么多自费受教育、不享受国家补贴的毕业生。然而在财政性教育投入即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公办教育比较有钱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国家需要我们，就让我们来投资；不需要我们，就拿东西卡我们”。
最近两年来，张杰庭明显感觉到“笼子在收紧”。
2011年两会之前，教育部草拟了一份旨在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文件。张杰庭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两会上极力阻止它的诞生。教育部长袁贵仁来到他所在的小组列席会议，原本没有安排发言的张杰庭，临时抢过话筒，讲起了自己的困惑。他称这份文件里限制和歧视多于鼓励。
文件至今没有出台，张杰庭庆幸自己给“顶”了回去。他在今年两会上再次提醒教育部，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李学春也发现，阻碍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障碍越来越多。他的身份是民生教育集团主席、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今年，他的政协提案主题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李学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国内外资本对中国的民办教育市场兴趣浓厚，一度投资踊跃，出现了一批上市公司。
然而，随着“中国的民办教育给人感觉有收紧的信号”，李学春发现同行们——包括国外的投资基金，正在撤离。
他认为，国家计划推出的大约30条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正在往后走”。
比如，原本民办学校每年运营的节余在计提不少于25%的发展基金后，经过教育部门核准后，可以分配。然而拟定的计划是，可以分配的节余部分要么是不能高于30%，要么是不能高于学费收入的5%，两者取其低者。
“这么低的回报，还不一定拿得到，没有自主权。”李学春说。据他了解，在征求一轮意见之后，5%变成了7%，30%没变。
在李学春看来，中国的民办教育领域也在改革开放，但它是整个国家“相对保守”的那一部分。
“我们是投资者，不是捐资者。我们希望取得合法回报。”张杰庭说，自己不想提心吊胆，起码要有一种安全感。而现在，民办教育投资人“没有安全感”。
凡此种种，张杰庭连续两年在两会上建议修改互相抵触的法律法规，使之“真正体现出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公平和平等的法律地位与待遇”，“尊重信任民间的探索”。
在列席政协会议时，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中国的民办教育发展时间不长，很多政策还不完善。教育部会进一步厘清民办教育发展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下一步普及化的过程中，民办教育怎么办，需要认真去研究。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
2012年，教育部即将召开民办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性政策”，还将推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刘利民认为，民办教育的发展需要时间。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人问哈佛大学第一任校长，要建成一所最优秀的学校，需要什么条件。他回答，需要“5000万美金和两百年历史”。
全国政协委员章新胜反思，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府一直提倡“公办民办共同成长”，但事实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执行是有相当距离的”，没有真正做到。
章新胜感慨，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如今，应该思考教育的改革到了什么阶段。
这位曾经的教育部副部长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最难。”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本报记者 张国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