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须争先恐后
而不能比下比烂

    两会是代表委员议政的机会，也是一些地方宣传本地形象的机会。不少官员纷纷在发言中宣传本地的改革政绩：医改的成果，文化发展的成绩——不过也有一些官员代表在两会上谈条件、摆困难。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就认为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很难做到。

    这位代表说得也不乏道理：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当下首先需要厘清中央与地方的投入责任，否则很容易形成推诿和扯皮。但我也有一个担心，作为发达地区广东的代表这么抱怨，会不会对其他地方形成一种很不好的暗示。连财政充盈的广东都在教育投入上哭穷，都在抱怨“教育支出占GDP4%很难做到”，其他地方不是更有理由哭穷了吗？在此种情况下，作为底线共识、艰难推进的“4%”岂不又会在执行过程中走样？

    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一个很现实的命题。从公车改革到官员财产申报，我们很多领域的改革所以难以深化，之所以一再陷入渐而不进的搁浅状态，关键就在一种推动着改革向前走的动力不足。很多地方在改革问题上不是争先恐后，而是比下比烂，比谁更落后，而不是比谁更走在前面。

    比如落实这个4%的教育投入责任就是如此。其实，不少地方都已经率先完成了这个任务，特别是一些贫困县，尤其值得尊重。他们宁愿县领导住在破旧的窑洞、残破的危房中，也要保障基本的教育投入，完成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有的地方甚至将40%的财政收入用到教育上，率先实行15年免费教育。可我们不少地方，并没有跟这些率先完成任务的地方比，而是跟那些耍赖不完成任务的地方比。他们不会因为“有贫困县率先完成教育投入”而有半点儿羞耻感，而会往下，跟那些不如自己的地方比，并在这种比较中沾沾自喜，为拒绝担当政府责任找到一种理直气壮的借口。

    很多改革问题上都存在这种“比下比烂”。典型的如公车改革，杭州的车改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货币化、市场化、单轨化，最高只补贴2400元，为车改走出了一条新路——可很少有地方愿意跟杭州比，而更愿意跟“每位领导每年发8万元车补”的辽阳弓长岭区比。这样的比下比烂，会让作为改革先锋的杭州非常不平衡：我们改了，反而引来一堆舆论质疑，那些没改的地方反而没人说。这样的抱怨，不是简单的撒娇，而是“比下思维”下的一种不公平感。为什么不去批评那些不改革的人，反而批评改革者？

    这些引发的一大问题，就是改革乏力。很多地方都停下了改革的脚步，选择观望。不是看哪些地方改了，而是看哪些地方没有改，比如政务公开和财政预算透明就是如此。去年一位专家给各地政府预算公开和透明度排名，发现各省之间的分数差距在缩小。在财政信息公开的进程中，各省既不愿落后，也不愿冒尖，处在观望、徘徊的消极状态。为什么？就是“比下比烂”逻辑在作怪。宁愿落后，也不愿意争先。

    这种比下比烂，还容易形成一种官场和改革的逆淘汰。改革者因为担心成为舆论焦点而不去改革了，不改革者反而安然无恙，在平庸的政绩中安全地往上爬，这会激励更多官员去做不改革者。恶果就是，好人被淘汰，好人被逼当驼鸟，改革往回走。官员财产申报，新疆阿勒泰先行了，可有几个地方跟上的？

    比下比烂的问题，其实是改革缺乏动力的体现。自己改自己，可以改，也可以不改，利益的平衡下，会选择不改革。需要一种制度性的推动力，迫使他们必须完成教育投入任务，必须争先恐后，不改革、落后，就得被撸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