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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持续了11天的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关键决心”落下了帷幕。与此同时，美韩另一场耗时整整一个月的“秃鹫”联合野外机动演习仍在持续。而以美菲为主角，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将首次共同参与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也将在3月底至4月间拉开阵势。
走马灯式的各路军演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有学者感叹：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军演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安全领域似乎进入了“军演偏爱”的时代。军演类型多元化、频度繁密化、功能战略化的特点日益突出，它已经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战略工具。
军演在纯军事意义上的作用不断深化，是提高国家军事能力的重要途径
首先，检验军事训练成果、提高战斗力水平，依然是各国军演最重要的目的。
军演在本质上属于军事训练的范畴，它是军队在进行战术、技术等基础要素训练之后，通过设定战争目标、模拟战争环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对作战单元的全要素进行综合训练的过程，军演尤为注重协同和应用性训练。同时，军演又是一场考试，它可以对部队日常各项训练和综合战斗力水平，以及战时各作战要素的匹配协同程度进行检验。
军演是军事训练与实际战争之间的“焊接点”，是对战争的“彩排”。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是战争史上的经典，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44年4月，英美联军就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严格模拟诺曼底的地形、水域，以及德军布防情况，进行了一场缜密的陆海空三军演习。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次演习，二战史或将改写。
其次，军演可以检验和催生军事理论和战争理念。军事理论和战争理念源于战争而又指导战争，但战争毕竟是人类斗争的极端形式。在非战争状态下，演习就是检验和催生军事理论和战争理念的重要平台。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防止苏联在欧洲大陆对北约集团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研究出了“空地一体战”的作战理论。在几十年里，美国在这一理论框架内设计了大量的演习，并根据演习效果对其进行不断地修订和完善。
尽管这一理论在冷战时并没有派上用场，然而极为漂亮的海湾战争却完全得益于这一理论。可以说，几十年的演习检验对“空地一体战”理论的成功实践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外，军演也是战略欺骗的重要形式，可以直接服务战争。在战争史上，借演习转移对手视线或借演习掩护第一波进攻的战例并不少见。
1968年初，苏联已经暗下军事干预捷克改革的决心，然而苏联不动声色，只是倡议华约国家在捷克境内举行代号为“波西朱亚森林”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当年5月至8月里，苏军以演习之名闲庭信步般在捷克境内完成了军事集结和战略部署。8月20日深夜，苏军直接把演习变成战争，对捷克发起突然进攻，仅6个小时就控制了其首都布拉格，23个小时占领了捷克全境。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军方也是以演习作为幌子，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集结了大量军队，并利用以军对埃军演习习以为常的麻痹心理，对以军发起突然袭击，一举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巴列夫防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一个地区开展军演，经常会导致周边国家抗议，相关国家也通常会高度戒备，提高战备等级的原因。
军演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军事演习早已经超越了最初的纯军事功能，而是越来越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家的政治需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敏感区域、敏感时刻、敏感事件都有军演的身影，这是因为：
第一，军演可以起到战略心理战的作用。在具有战略张力的区域和时刻，通过军演可以很好地表明一方的政治态度，渲染军事实力，展示强硬姿态，对目标方构成心理威慑。无论是近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的军演，还是美韩等国在朝鲜半岛海域进行的系列军演，其展示强硬姿态和战略威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由于博弈双方通常都不甘心在对方的军演中“被震慑”，不甘心在心理和气势上落下风，这就常常会出现“演习对峙”的现象。例如，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间的军演就好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对台戏。
在纯军事意义上，一些为了提升战斗力的军演是需要严格保密的，然而一些出于政治考量的军演则往往是高调亮相。在一些大型军演中，举办方会刻意让媒体介入其中，成立新闻中心，主动向媒体提供资料和信息，借助舆论的力量膨化演习效果，传递政治信号。
在2006年6月由美军主导的关岛海空大型联合军事演习中，美方不仅对媒体开放，而且热情邀请中方观摩。日本《产经新闻》曾评论说，美方此举是要借军演“震慑任何对美方怀有敌意的人”。
第二，军演可以维系和强化军事关系，巩固战略联盟。联合军演是军事外交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可以锻炼军队之间进行联合作战的协同能力，也是深化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举行联合军演，同盟国之间可以强化军事纽带关系，健全对情报、基地等军事资源的共享机制。美军认为“联合演习是为了保持军事存在、为盟国提供可见的支持或向潜在对手发出警告，并表明美国履行条约义务的决心”。
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美韩第一时间针对性地举行了联合军演。除了对朝鲜的战略威慑外，这也是美方展示对盟友“战略再保证”的重要内容。
在非盟国之间，联合军演也可以展示善意和信任，深化相互了解与合作，展现彼此致力于共同安全目标的姿态。“9·11”事件后，许多非盟国之间举行了联合军演，展示了共同致力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推进国际反恐合作的决心。
第三，军演还可以提升国家威望。借助军演，一个国家既可以从硬实力层面秀出“国家肌肉”，鼓舞士气，展示国威军威，又可以从软实力层面展示军事透明与自信，以及国际担当，进而提升国家威望。
军演的这一功能在一些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国家中体现较为明显。例如，中国自2000年起就对一些大型演习进行了开放，不仅允许媒体采访报道，还邀请其他国家的观察员观摩，展示了我们的自信和透明。印度也一直致力于通过军演强化其区域大国的地位，增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日本则努力通过搭靠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军演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诉求。
军演以其特殊的沟通平台和亮相形式，辅助政治主体获取更加多元的战略利益
联合军演也是参演各方借助深入军事互动相互摸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演习各方可以通过联合军演获得一般外交途径中难以得到的战略和技术信息。演习中，除了光明正大的学习交流战法训法外，参演各方在私下偷窥对方的战略思路以及军事机密的情况并不少见。所以，在联合军演中，参演方都会把保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严防泄密现象的发生。
因此，尽管一些国家之间是盟友关系，但彼此的了解却并不充分。例如，美韩、美日对彼此在战时究竟能为对方提供多少战略支撑，心中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频繁的联合军演中，美方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韩日对美方军事存在的态度和需求，韩日也可以考察美方提供军事支持的决心和强度。
借助巨大的眼球效应，促进军火贸易是现代军演的又一重要功能。在和平环境下，一些高端的和新近开发的武器装备由于缺乏战争的检验，其威力和性能很难为人所了解，军演就成了检验和展示这些武器的广告平台。
一些国家在联合军演过程中，特别注重展示这些高端武器的性能，在检验装备的同时，大力招徕潜在买家。在2006年俄罗斯举行的“贝加尔—200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中，俄制核潜艇“叶卡捷琳堡”号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轻舟”型洲际弹道导弹，横跨2600公里，准确命中靶标，成为整个演习的亮点。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在太平洋海域举行的“英勇盾牌-06”军演也强力推出号称“最实用、最经济”的“大黄蜂”战斗机。一时间，军演似乎成了军火卖家的叫卖场。
军演还可以成为国内政治的“调节阀”。它不仅可以对外展示姿态，也可以对内凝聚意志，服务本国政治。2010年年底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韩国国内各方在处理该事件的态度上处于分裂状态，大批政客和民众批评政府“一贯的无能”和“妥协”，李明博政府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韩国不顾中俄两国反对，执意在延坪岛海域举行实弹炮击演习，这一展示强硬的姿态，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政治风波。
在2004年的美国“红旗军演”中，美国空军特意邀请印度空军苏-30战机一同参加。在对抗过程中，美方的鹰式战机被印方苏-30战机彻底“剿灭”。演习结束后，在美军方的强烈呼吁下，美国国会向空军增拨了更多的军费，以避免“失去下一场战争”。
然而事后的证据显示，在当时的演习中，美军故意设置了不利于自己的战斗条件，有意输给印方以影响国会决策，赢取更多拨款。这也是借军演服务政治诉求的典型案例。
军演随时代演进呈现出更多新趋势，完善健全之路依然漫长
现代军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军演有了大幅度增加。尤其是“9·11”事件后，世界各国都把应对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抢险救灾等非传统安全置于更高地位。同时，举行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军演在实现政治、军事目标的同时，也最不容易招致负面效应。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名义举行的国家间联合军演，占到联合军演总量的80%以上，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上升。
另一方面，联合军演更多呈现出非联盟化的趋势，非盟国之间的联合军演有了大幅上升。由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增进国家间关系，以及一些特殊战略利益的考量，非盟国之间也开始进行联合军演。
应当看到，军演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仍有一些问题难以克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现代军演消耗过大。举行一场中型以上的军演动辄要消耗数千万美元的金钱，尤其是一些单纯出于政治目的的军演，形式主义和走过场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些民众经常把军演形容为“劳民伤财的买卖”。
二是在敏感区域和敏感时刻举行的军演，尽管可以起到一定震慑对手的作用，但这通常会加大博弈双方擦枪走火的概率，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此外，一些本来缺乏信任的国家，只是为了谋求一时之利而打起军演的幌子，通常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削弱了军演本身的价值。
（作者系解放军某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