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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07条泥石流沟渠的小江集水面积仅为金沙江流域的17.1%，但其输沙量却占整个金沙江流域输沙量的68.5%。
张文凌摄
又一年干旱的来临，使昆明市东川区的林业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3月14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站在东川巨大的泥石流河床上，枯热的河谷风裹挟着灰色的泥沙扑面而来，让人站不住脚也睁不开眼。河床两边的大山，大部分都是焦黄的土地，看不到春天的绿色。东川区林业局给记者一组数据，截至目前，东川区3年荒山造林的38.6万亩中，受灾面积达33.26万亩，其中已经成灾22.47万亩，损失10.79万亩，占造林总面积的27.95%。
连续3年的干旱，使东川林业遭受重创，这对一个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无疑于伤筋动骨。
10多年来，把“治理小江就是保卫长江”作为誓言的东川，在捉襟见肘中苦苦承担着长江上游繁重的生态修复和建设，但是年年辛苦种树，森林覆盖率却只有20.8%，为云南省最低，一个生态脆弱地区的林业因何如此尴尬？
林业水利工程设施严重不配套
穿东川而过的小江，是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但现在的小江已经没有了“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气势，大量的泥沙石砾占据了河床，河窄得像一条沟。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小江干热河谷区域内，每年的降雨量只有700～800毫米，但蒸发量却是降雨量的6倍，有的特殊区域蒸发量高达30多倍。公路沿线眼睛所能看到的海拔1600米以下的山上难见绿色。
东川的困境与其境内丰富的铜矿储量有关。
东川有2000多年铜矿开采历史，清乾隆至咸丰年间年产粗铜达8125吨，有矿工10余万人。据史料记载，清朝的钱币70%是用东川铜铸的，东川铜在我国制币以及制造业中有着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东川铜矿列为“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东川为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长年用木炭冶炼铜锭和铸造钱币，致使东川森林不复存在，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马踏露铜”的最终结果是使东川拥有了最为残酷的自然景观：全世界最大的泥石流自然博物馆。每年几十次势如破竹的泥石流暴发，让东川“山河破碎”：全区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309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7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3%。至2011年，东川有地质灾害点401个，其中滑坡249个，泥石流113个，这些地质灾害点分布在全区8个乡镇，威胁着32018人，潜在经济损失达193592万元。全球最大的泥石流冲击扇——“蒋家沟泥石流”平均每年发生泥石流15场左右，最多的一年达28场。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东川地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200多人死亡。
恢复生态成为东川最现实的需求和最根本的发展基础，但在东川，植树造林却碰上了最不适宜植树造林的条件：土层瘠薄，石砾裸露，大部分宜林地成为沙化、石漠化、泥石流滑坡区，不仅年蒸发量大，且连年干旱缺水。
在乌龙镇马店村，中国青年报记者看见53岁的村民张天相正从两公里以外的山里背回一大塑料桶水，浇灌家里的120多棵核桃树，而一桶水只能浇两三棵树，如果一天来回10趟，也要4天才能浇完所有的树苗。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树苗全部成活下来。
今年，东川阿旺镇、乌龙镇和铜都街道办事处3个乡镇的荒坡上种下10.5万亩核桃。随着旱情的加重，东川区启动了抗旱应急预案，除保证人畜饮水外，也尽量通过送水车保证农业和林业生产，而一些无法顾及的山区，只能靠村民背水保苗，用几个小瓶和薄膜来保水。
“相比于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林业生产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配套，基本无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得造林成效不高。”东川区林业局副局长徐昌凤说，1999年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虽然要求在治理方式上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以生物措施为主的方式进行治理，但现实中的造林设计往往只注重生物措施，却没有配套的水利工程措施，对林业来说，“有水才有林”。
“有山无人经营，有人无山经营”
位于海拔2500米山谷中的汪家箐村，是一个令游人“惊艳”的地方。
这个古老的村寨至今石片为瓦、石块作墙，“一间间青石板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然而这一在旅游者眼中极具美学价值的村寨，却是一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贫苦高寒山村。
过去，汪家箐的水土流失威胁了山下的村寨，汪家箐成为重点治理地区，铜都街道办事处箐口村退耕还林的600亩地中，汪家箐就有300亩。现在，全村129户400多人仅有山地30亩，人均两分多。人多地少，使村里300多壮劳力不得不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在节衣缩食中，靠30亩地里的洋芋、红薯、萝卜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用红布裹着喇叭、高声放着流行歌曲的微型“流动货车”，时不时蹒跚地爬上山来送货到村，让石屋村的村民们赊账购物，等打工的男人寄回了钱再一并结账。
1999年以来，汪家箐的退耕还林取得了很大成效，村后面山坡上的林木长得郁郁葱葱。但是按照规定，退耕还林树木成活后，每年每亩给予260元的补助，持续8年。但8年后每亩每年的补助减少一半，即130元，这让村民深感不安。“年轻时可以出去打工，老了以后回来怎么办？”
林业和农业、畜牧业本是唇齿相依，但为恢复生态，林业和农业、畜牧业却变得相互掣肘。
50岁的董兴柏在东川板河坡种树护林20多年，板河坡的树种了死，死了种，4次造林才保住了1000多亩林地。董兴柏住在板河坡对面一间自建的水泥屋里，每天他都要用望远镜观察坡上是否有牛羊来吃新种的树苗。“林业就是三分种，七分管。”董兴柏说。
而农民却最怕这个“管”。
箐口村的一位村干部说，他们村大部分山地被划入天保区（天然林保护区）后，农民的牛羊无法放牧，圈养起来，因耕地有限，作物秸秆少，使得青贮饲料很少，畜牧业萎缩，农民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
徐昌凤不无担忧地说，天保工程的实施方案重心放在了森工企业的体制改革、公益林的营造、天然林的禁采和森林管护等方面，但对木材停伐减产后，如何发展新的替代产业、摆脱禁伐和减产带来的困难，却没有相应规划和政策扶持，农民的生存问题凸显出来。
“东川有80%的林地被划为公益林，但由于林地没有像土地那样‘地有其主’，造成‘有山无人经营、有人无山经营’的现象。”徐昌凤说。
比如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划分，同一个村，农户们地连地，但只要被划为公益林，这家的农户就必须管护，而划为商品林的，那家的农户就可以自由买卖；虽然公益林发挥的生态功能超过商品林，但按照国家规定，划为公益林的森林只有补偿收入，比肩而居的农户与农户之间享受的政策却大不一样。
“当被划作公益林不许私人砍伐和买卖的时候，其实已将私人物品看作了公共物品。政府在把农民的私人物品变为公共产品时，应该对此作出合理的经济补偿，通过生态林的建设评价，制定一个合理的回购价格，或是以生态环境改善后的成本节约额及林木经济价值为依据，对造林者进行经济补偿，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徐昌凤说。
造林补助标准十余年不变
阿旺镇安乐村46岁的刘顺仓自2008年一次冒雨抢种树苗后，就得了个怪病，每到7月就会患上重感冒。
刘顺仓的生活重心就是种树。12年来，他走过东川超过90%的山，承包荒山造林及管护工程近16万亩，栽种苗木500余万株，目前成林的两万余亩。去年6月，刘顺仓在蛤蟆山种了5000亩桉树、相思树和黑金树等10多种树，但刚长出来的树苗却因天旱被蝗虫啃死了2/3，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次补种了。
“在东川，想把树种活太难了！”刘顺仓说。
这几乎是东川所有种树人的感慨，这个难，一是干旱缺水，二是山高坡陡。
东川地处云贵高原北部，境内山高谷深，地势陡峻，最高海拔4344．1米，最低海拔仅695米。每年雨季来临时，都是抢种树苗的时候。农民们清晨6:30分出门，来到山脚，山坡近90度，“抬头看看都会头昏”，农民背起锄头和二三十棵树苗，冒着大雨往上爬，这种山基本没路，一些地方仅有双脚宽，他们的鞋子很快就被泥巴糊住。爬到预先挖好坑的山腰，种完一批，再返回山脚，再背一筐树苗上去，一天四五趟。中午，找个能躲雨的地方，吃点自己带的冷饭。
“东川的山又高又陡，光溜溜的连个手抓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上山验收树苗，都是揪住能揪的草手脚并用，爬的时候还不敢往下看。”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深知种树之苦。
现在，这么苦而危险的活很少有农民愿意干。
天保工程1999年开始实施，人工造林每亩补助200元（国家投入160元/亩，地方配套40元/亩），后来每亩提高到300元，但是这一根据1997年工资基数测定的补助标准，至今一直没用改变。近几年苗木价格大幅上涨，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找人植树越来越难，即使找到了，也要按一天50元的工费计算，300元的造林投资标准远远不能满足造林要求。今年东川将种1万亩新迎合欢树，每亩投入1000元，当地财政为此要投入1000万元，这对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是很大的包袱。
此外，东川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又长期受干旱影响的地区，每年新造林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林业受灾后，国家没有给予相应的救灾资金，地方政府又没有能力投入大量的补植补造工程资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天保工程实施的成效，也严重制约了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恢复重建工作。
“造林讲究因地制宜，但投资和成效检查却不讲究因地制宜。造林条件好和不好，补偿是同一个标准。”徐昌凤说：“10年前的投资标准长期不变，致使林业的科学发展严重滞后，10年来的天保工程建设只是以数量的增加实现了较低水平的生态建设和保护目标，距离国家的生态建设需求差距很大。政府不满意，社会也不满意。”
云南省政协委员建议，国家应创办“生态特区”
在东川，“山河破碎”是一种切肤之痛，因此不少东川人都有强烈的种树情结。
人称“所哥”的李向所，曾是东川区副区长。2003年，时年48岁的李向所退了休，到法窝社木树朗村承包了600多亩荒滩荒山，立志在这里为东川人每人种一棵树，“东川30万人，我种30万棵树，不就把河滩绿化起来了嘛”。人们都说他“傻”，他干脆把自己的这块地取名“愚汉农场”，并在到来的那天在泥石流冲击出的荒滩上种下了3棵榕树。
3月1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站在李向所的3棵榕树下，看到每棵榕树都独树成林，像华盖一样遮住了似火的骄阳。
9年来，李向所抱着“种10棵树活一棵”的信念，带领10多名工人，在600亩山地上种上了几十种树木，尽管因为干旱每年的成活率只有30%，但他从没有放弃，“见缝插针”地种，“一棵树一年添10片叶子就没白干”。
9年后的今天，李向所在东川创造了一个奇迹，600亩林地郁郁葱葱，治理改造后的河谷荒滩变成了良田，“愚汉农场”也改称“小李庄”，远近闻名。
但李向所说，“东川生态欠账多，种树难，开发难，生态修复不容易，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需要全社会关注和参与。”
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段昌群说，“长期以来，地处长江、珠江上游的云南不遗余力地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为下游地区提供着重要的生态产品。江河下游乃至全社会天经地义地享受着这种生态服务，使用着这种生态价值，但上游的人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认同和流域关怀。”天保工程的投入在云南省生态建设的投入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投入需要云南地方通过投工投劳、自筹资金来完成。而这些投入主要是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直接的经济收益很少，在带动地方经济建设、改善贫困面貌上起的作用往往微不足道。
一位林业部门的负责人表示，西部一些贫困和生态脆弱的地区在与发达地区的交往中存在许多不平等问题，国家对贫困地区也有不少经济欠账。
资料显示，拥有107条泥石流沟渠的小江集水面积仅为金沙江流域的17.1％，但其输沙量却占整个金沙江流域输沙量的68.5％，小江流域每年流入金沙江的泥沙达1000多万吨，已对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和大型水库群构成了巨大威胁和现实损害。为此，东川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该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和最大的民生。
“生态生产也是一种经济生产。下游地区的经济生产和上游地区的环境生产，相互之间，都具有很高的比较效益，都是无法替代的。”段昌群说，“收益者补偿”是国际通行惯例，中下游地区在获得环境收益时，理应向上游生物资源保护地区提供经济补偿，生态保护事业应建立在真正的市场机制上，减少国家负担。
段昌群、雷茂生、程达等多名云南省政协委员认为，国家应该改变发展思路，创办“生态特区”。在生态特区中，干部考核实行“GDP豁免”，保护好该地的生态功能才是政绩。国家要全方位评估云南生态资产的价值以及对国家的生态贡献，给予足额的生态补偿，不仅解决上游区域农民的生存问题，而且可以让这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他们提供的生态产品越多，获得的补偿越多，工资增长的也越多。
“让承担生态保护的农民放弃常规生产方式，从生态受益方得到回报，这不是扶贫支持，是为国家培育一支新型的公益性的生态建设力量。”段昌群说。
本报昆明3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