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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经济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一个重视闲暇经济的国家，会知道如何切实提高民众福利。带薪休假就是一种闲暇安排。英国还有一种战略叫“国家抚养战略”。比如，妈妈下班后带着孩子去看电影，一个月有三次是免费的，因为你在带孩子“开智”，国家会为此埋单。
201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GDP增速预期被下调至7.5%，是8年来首次低于8%。这个转变被普遍解读为一个信号：中国正在寻求有质量的增长。
“国际经验显示，当收入水平越过中等收入线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将从生产边向闲暇边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拥有多少闲暇，如何拥有，又如何使用这些闲暇，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要素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日前发布“国民闲暇时间调查”，调查主持者魏翔这样解读调查的意义。
该调查显示，中国依然处在有闲和有钱不能兼得的“闲钱悖论”中。70%的受访者日均休闲时间少于3个小时，8%的受访者几乎没有休闲时间。如果说中国人在过去30年中学会了如何工作和挣钱，那么如今到了学习如何休闲和花钱的时候了。面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领域，我们该怎么做？近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青年人最需要利用好闲暇时间，使它更有效率
中国青年报：好像社会上还在经常讨论“穷忙”和“过劳死”，中国已经到了可以谈“闲”的时候了吗？
魏翔：是的。闲暇经济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休闲红利”。据测算，2014年后我们将逐步迎来老年化社会，“人口红利”可能就消失了。大家会担心老龄化后，经济增长也会放缓，但是不要紧，我们还有“休闲红利”。比如，老年人的消费、生活方式以及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都会在休闲时间里发生。这是休闲经济里最重要的一块儿内容。
另一个部分就是青年的“效率红利”。经济学中有一个理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会再为钱而放弃休闲。这个时候，时间就释放出来了，人和人的差别也就体现出来了。比如，大家都休息5个小时，有些人会休闲，工作效率就很高；有些人不会休闲，就会慢慢演变成“穷忙族”。
要想有高收入，必须有充足的人力资本，但在一个较富裕的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一半是靠教育，还有一半靠的是在休闲中的修炼。举一个例子，在机场候机时，大多数国人可能就是玩手机。但在欧洲，哪怕是一个小城镇的人，他们都是在看书。这种人文修养的提高，就是人力资本积累，最后归结为“效率红利”。以后我们很多人力资本竞争，可能不是在教育，而是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中国青年报：这次调查发现，70%的受访者闲暇时间都在3个小时以下。那么闲暇经济会不会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
魏翔：第一，休闲一定是大众的。如何安排闲暇活动，使它更有效率，影响到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收入与幸福感。2008年，我们在美国研究发现，美国人并不把工作与生活分开。在应聘时，他会问你喜欢什么运动。他们认为一个人只有把生活理顺了，才有可能挣钱，才可能理解公司的指令。美国人很喜欢雇用那些很阳光、很爱运动并且爱好丰富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人力资本。恰恰是普通人，最需要利用好自己的闲暇时间。一个爱好，可能改变你未来10年的收入。
第二，闲暇经济学表明，这个世界上的确要有一部分有钱有闲的人。这一类人又分两种。一种像王石一样，去留学、去登山。这是应该被鼓励的，因为你挣了钱不是用来吃喝嫖赌，而是用于投资自己的发展和健康。但还有一种是值得忧虑的，就是国际上所谓的“权贵阶层”，他们依靠权贵获取收入，用于一些极高端化的奢侈休闲。这部分人是需要防范的，因为他们可能冲击社会的心理底线。
分配不平等其实分为收入不平等和时间不平等两种。我们现在通常只谈论收入不平等。这一点并不可怕，有能力挣得多很正常，严重的是时间的不平等。现在有的人工作时间长，收入却不高，有的人不用怎么工作也有高收入，这就会让你感到不平衡。所以我们在谈不平等时，要把时间也考虑进去。
社会“休闲病”现象本质：不是时间不够，而是质量不够
中国青年报：要提高普通人在闲暇中的幸福感，要怎么做？
魏翔：首先是要有一定收入，我们不否认幸福有门槛。然后就要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富裕之后干什么，是要更富，还是追求自由与快乐。国家、社会、学校应该告诉大家，富裕后，通常钱并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与快乐。
比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认为他们是“工作狂”。但在2000年后，日本走出了“迷失的十年”，经济慢慢在好转。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改变了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日本的父辈认为勤劳最重要，但年轻人现在认为生活最重要。他们一度认为这是丧失了勤劳的优良传统，但这种生活观的改变只要不过度，带来的就是消费的拉动和社会精神面貌的转变，整个社会情绪也从紧张转向了平和，并且打造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标签就是：衣食无忧，休闲有度。
我们现在每年有115天假期，加上每天不工作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了。问题是我们患上了“休闲病”：不是时间不够，而是质量不够。
中国青年报：调查也发现，国人最热衷的休闲活动是看电视上网。这有什么问题？
魏翔：这两种休闲活动都相对被动和消极。消极休闲活动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被动，第二是静态，第三是不需要激发创新意识。
之所以出现“休闲病”，第一个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焦虑，觉得自己没背景，出路被封死了。社会学研究表明，当焦虑程度比较高时，人们会选择较被动的消极休闲方式，比如打麻将、看电视、上网。
第二个原因，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出现过这种现象，所谓“经济腾飞背后的道德沦丧”，不光是指吃喝嫖赌，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比如，永远选择消极的方式，受人主导，不会独立思考。
第三个原因，跟文化习惯有关。比如我们崇尚静态读书，很多人对体育锻炼潜意识里就不积极。
第四个原因，与经济状况有关。看电视、上网等活动都是花钱少的。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社保还不完善，没有人给你兜着。
中国青年报：要让人们能从事更多高层次的休闲活动，应该怎么做？
魏翔：国家有责任将更多税收用于休闲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广东正在做全城“休闲绿道”。国家还应提供更均衡的分配机制。如果分配失衡，富人不光在收入上占有绝对优势，在生活享受方面也是这样。比如，富人可以圈一座山或一个海滨浴场，普通人有时间也没地方去。
在个人层面，就是要转变观念，学会用生活引领经济，了解到生活的目的。比如，“逃离北上广”就是一种很积极的做法。为什么留在北上广，很多人就是为了面子。现在人们开始务实了，思考生活本身的意义，这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回归。
中国青年报：该如何摆脱“休闲病”？
魏翔：从长期来看，培养的爱好要有利于创新。这个方面北欧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为什么成为创新高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有意识地进行闲暇时间的安排。首先，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开展大众运动，让大家“行万里路”，这是“开了眼”；第二，大量开展户外运动，这是“开了心”；第三，有意识地推广极限运动与冒险运动，这是“开了智”。创新的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冒险精神。
再比如，我们教孩子才艺，更关注的是技能，而他们更关注的是精神塑造。日本就是这样，他们会要求孩子“修身”。看上去是小事，但性格决定命运，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会影响国家命运。我们有一个老师在美国待了10年，他说，我们的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无梦想。我们为什么强调重视闲暇活动时间安排？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一个人的精神。
闲暇经济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一个重视闲暇经济的国家，会知道如何切实提高民众福利。带薪休假就是一种闲暇安排。英国还有一种战略叫“国家抚养战略”。比如，妈妈下班后带着孩子去看电影，一个月有三次是免费的，因为你在带孩子“开智”，国家会为此埋单。
另外，闲暇经济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生活引领经济，闲暇导引未来”，生活会促进消费、引领需求，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终会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
本报记者 黄冲 实习生 洪欣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