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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收古村小学撤了，干了25年代课老师的马黑拉牛失业了，本该去乡里上学的86个孩子因为路途艰难失学了。家长们愿意请拉牛老师继续上课，拉牛老师说“给土豆”也愿意教书，义工们组织了义卖和摄影展，制定了详尽的预算，一场为这86个孩子找回学校的努力正在展开……
傍晚，满脸黄土的我们爬上坡，找到马黑拉牛老师的家。
房子是用土块垒起来的，屋里漆黑，地上的彝族火坑已经快熄灭。火坑旁，有团黑影喃喃自语，那是喝醉了的拉牛老师。
“我给你们看我最宝贵的东西。”他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在墙上破背包里摸出一些金色的纸团，丢到地上。
那是一张张破碎的奖状，“收古村小学获得2009年拔河比赛第三名……”
“原本都在教室里贴着，学校关了，我从墙上都给扯下来了，都给扯破了。这都是垃圾了！都没用了！应该扔掉！”老人嘴里说着，眼光却一直没离开。
那是这所学校的光辉记忆，也是他的好日子。
“我二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布拖县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南部，距州府西昌114公里，属国家级贫困县。境内山峦起伏，高原湿地散布，半农半牧。乐安乡离布拖县城32公里，平均海拔2550米。
收古村小学，就在布拖县乐安乡的深处。
根据凉山州人民政府的2011年工作报告统计，2010年时，全州农村人口的每百人中仅有小学生19人、初中生6.5人、高中生1.5人，“劳动力综合素质差，自我发展能力极弱”。
第一次来到山村援助时，成都义工老黑最直观的感觉，来自代课老师马黑拉牛的手。
“第一次见面时，我一个大男人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拉牛老师穿着筒靴走过来，嘴里不断地说欢迎欢迎。手很脏，带着泥巴，在衣服上蹭了很久，完全像是老松树皮。这哪像当了20多年的教师的手？”
“在那地方当一个老师太难了。”老黑说完这话，抽着烟，沉默了好一会儿。
在拉牛老师的旧日记本上，歪歪扭扭的字却好似在说另一回事：
“忘不了的1986年3月13日这一天，我二十年盼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天下午7时，威石友海同志来我家，对我说，请你马上到乡上来一下。我不知出了什么事，一口气跑到了乡上……”
“黑日校长亲切地对我说：我们乡党委和乡人民政府已经研究决定，请你暂时代课你村的教员。我听了校长的这句话，心里感到万分感动和高兴，但是又怕的是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有限。我又想，给老师们边学边教，不要怕，敢字当头，克服家庭的一切困难，一定要坚持教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得过且过的事，而是（挑）重担的大事，长期地坚持下去吧。”
从那时起，拉牛老师拿着一个月18元的工资，拿了十多年。2000年前后涨到每月100元，近两年涨到每月300元。
收古村小学只有两个老师。他们守着的四间水泥地的教室，尽管有一间快倒了，但还是村里最好的房子。
这里没有讲台，没有黑板擦，拉牛老师就握住袖子拿衣服擦黑板。他很自然地从地上捡起一段细树枝，当教鞭敲。
2008年，拉牛老师第一次到成都。他在塑胶跑道蹲下来，带着学生敬畏地摁着跑道：“好安逸啊。”在动物园，老虎隔着玻璃吼起来，老人顿时变了脸色，一连退了十来步，一屁股坐到在地。
另一位老师是65岁的吉果次木。他和老伴艰难抚养着小孙子，在2008年因为视力不行被辞退了。“我想去城市找个工作，一个月几百元就行，看门也行。但汉语太差，实在找不着。”
那时，当地教委曾重新聘请了一个年轻教师，“两个月就受不了那个苦，工资太低，走了，再也没回来。”
“他就这一个儿子”
2011年春节，老黑亲眼目睹了拉牛老师的崩溃。
2010年11月，老人刚花了一生积攒的5万元给儿子娶了新媳妇。刚结婚，小两口就告诉拉牛老师：“我们去广州打工。”老人正高兴，压根没多想。不料半个月后，坏消息传来。
2011年1月5日，新婚后的第二个月，拉牛老师的儿子和儿媳妇在西昌火车站双双被抓获，身上带着270克海洛因。最终，儿子被判了十多年徒刑，媳妇则是无期徒刑。刚结婚的两人没有留下孩子，想破镜重圆，最早也是十多年后了。
大山里的拉牛老师甚至没能再看儿子一眼，原本他正喜气洋洋地等着儿女回来过年。“他就这一个儿子，孩子犯法，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他就想再看一眼儿子……”
春节那几天，拉牛老师家冷冷清清。大年初一，老人拎着啤酒找到老黑，二话不说就是喝酒。喝着喝着，拉牛老师双手掩面，放声大哭，“哭得完全就不成个人样儿……”
“我们憎恨贩卖毒品的人，故事本应该到此结束。但是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听我把这个故事讲完整吗？故事的开始是大凉山的深处一个男孩，过着极寒交迫的童年，在他的童年没有教育，没有广播电视，有的是吃不饱、穿不暖、长达八个月的寒冬。孩子长大成人了，结婚生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没有学校，他们的后代也将过着这样的生活。”老黑说。
有一段时间，拉牛老师天天买醉。
他经常一个人跑到村外的高原湿地上，安静地坐着，一坐几个小时。他吐着旱烟，看夕阳落到草丛和小溪里去，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老黑还专门去劝过他：“你要挺起来，现在只有你一个老师了，你要把学校的娃娃照顾好！”
村长后来说，拉牛老师变了个人似的，更加认真地教书，直到学校关闭。
粉笔是他的尊严，总随身揣着
2011年秋天，一辆拖拉机拉走了收古村小学的桌椅，也拉走了孩子和拉牛老师的希望。
当老黑赶来时，学校已经空了。他提出希望再上最后一堂课，村长用大喇叭喊了几声彝语：“来上课哟——！”
回声还嗡嗡震动着黄土沟，一副神奇的景象就出现了。
从他们站的校门口看去，贫瘠的山坡上，沟壑里，土块房子里，树丛里，钻出了一个个小黑脸。他们一群群沿路冲下来，甩着饲料袋做成的“书包”飞跑。
才一刻钟，孩子们都来了。得知不是真的复学了，他们失望了，默默走进了空荡荡的教室，上了最后一课。
64岁的马黑拉牛也慢慢地、庄重地走来，戴着顶军绿帽子，黑色旧夹克袖口全是粉笔灰。粉笔是他的尊严，从来不放在教室里，总是随身揣着。
没有了桌椅，孩子们或蹲或坐在地上，一个女孩喊：“起立！”彝族孩子们用汉语说道：“老师好！”
“同学们好，坐下！” 拉牛老师严肃地喊道。
这一课的内容是语文课文《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商场里的玩具柜台前挤满了人……他是多么喜欢小汽车啊！”拉牛老师大声朗读着。
他的学生也大声跟着读，实际上并不理解“玩具柜台”，他们从出生到现在没有见过“小汽车”。于是拉牛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汽车。
拉牛老师是这样给学生们解释电脑的：“电视机知道吗？风琴知道吗？就是一个大的电视机！下面有一排风琴弹来弹去，电视机就显示出来！这就是电脑！”
黑板上，拉牛老师写的“玩具”的“具”字缺了一横，“柜”字右边写成了个“臣”，“售货”的“售”字下半部写成了“贝”。
但是，拉牛老师教得认真，使劲捏着粉笔，用力喊着每一个字。
除了读课文，余下的时间，孩子们鸦雀无声。
“我们给土豆，你能再上课吗”
收古村小学关闭的原因是撤点并校。按照政策，所有孩子应当去乡上的小学，那里条件更好。但这种计划很难完全实现。
在收古村，六七岁的孩子要去乡里上学，每天有12公里山路需要往返，泥泞而坎坷。漫长的冬天，小脚丫得趟过冰凉的河水，踩过厚厚的积雪。路途中被湿透的裤腿与鞋子，到了放学依然冰凉。学校没有取暖设备，孩子衣服单薄，就得哆嗦一天。
“小娃娃们去不了那么远，只能在村里趴在地上玩，浑身黄土。”
村里很多家长找拉牛老师商量，想凑点钱、给土豆，让拉牛老师继续给孩子们上课。
“就算没钱，给点土豆，您也愿意教书？”我们试探地问。
拉牛老师侧耳听清，猛地点头：“我愿意！”事实上，学校废弃半年多了，他仍然能随时“变”出一截粉笔头，像魔术一样。
但村里人和拉牛老师都“怕这不合法”，“还是要尊重国家政策”。
收古村小学86个孩子就这样失学了。
“撤点并校”的浪潮，起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文件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拉牛老师被辞退以后，教育局发给他3000元，“一次性结清”。他用这笔钱买了四头猪。这将成为他今后最重要的生活保障。
又一个夕阳西下，收古村度过了没有学校的一天。拉牛老师和老伴蹲在泥地上，用木头柄的“马勺子”舀着土豆米饭。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代课换来的四头猪，从身后慢吞吞地走过。
本报记者 庄庆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