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学术界的状况不如民国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在人文学方面，靠“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途径成为大师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化的环境下，中国文化这棵老树，已经发出新芽，但要长成参天大树，还需要时间。

    近读扬之水的《〈读书〉十年》，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往人教社访张中行先生，他愤激于时下之道德沦丧，说：“只有我们这些受过‘旧教育’的人尚无为非作歹之心，还肯老老实实做点学问，这是沾了‘旧社会’的光。” 

    张中行先生是个恬淡的人，竟然也发这样的议论。张先生说这话的时间是1988年，但即使今日，依旧不乏有学者坚持认为，今日学术界的状况不如民国。理由很简单，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不少学术大师；新中国成立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泰山北斗的人，也多是民国时期培养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这段话，至今之所以被频繁引用，用意也很明白：抨击今日大学的培养模式很失败：有大楼，但缺大师。

    而我对这样的说法，一直不敢苟同。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王朝明灭枯荣，世道盛衰治乱，都不曾中断学术的薪火相传，表明学术的传承与发展，确有着自身的逻辑。要言之，学术进步，有两大动力源泉。其一是人类固有的对未知世界探究与洞悉的欲望，其二是社会续存和发展的需要。学者秉持学问为“为己之学”，应是前者的化身。这些人为学，目的在“求真”，收获在于“通经明义”。主张“为人之学”的学者，是后者的代表。这些人为学，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满足社会需要，或维系家庭生计。一般说来，以求真为目的的学者，做学问较少受生活条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因为他们具有执著的追求和献身科学的精神，赋予学术以一种与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如颜回，箪食瓢饮住陋巷不改其乐。再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即使被罗马士兵的刺刀抵住胸口，依旧热衷于数学演算。

    把学问作为谋生或济世手段的学者，受生活条件和社会状态的影响，通常会大一些。也因此，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工业社会更有利于学者的成长和学术的发展。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更加复杂，其发展离不开自然科学，也离不开社会科学；工业社会更富有，能够为人文学的发展提供较为丰裕的物质条件。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哈耶克也说，工业自由打开了使用新知识的道路。

    如此推论，那种认为现今社会远不如民国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看法，就显得多少有点偏执。即使从现实层面考量，民国培养和造就的大师，包括那些在旧中国受过教育、在新中国成为大师的学者，其学术成就，无非是沉淀多年的所谓的国学，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一次“华丽转身”的产物。且这些大师，多集中在文史哲等人文学领域；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称得上大师的人几乎凤毛麟角。

    公允地说，今日我们面临的学术环境，虽然算不上“好得很”，但也绝对不是“糟得很”；今日学术繁荣的程度，远胜于民国时期，也是不争的事实。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为那些旨在求真的学者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也为那些旨在致用的学者创造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学者们的辛勤劳动，推动了中国科学与学术的发展，为经济社会蓬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撑。

    的确，随着“旧教育”培养的大师相继离去，当今社会，自诩为大师的人很多，但得到社会公认的大师很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善良的人们期盼中国多出、快出大师。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敢赞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在人文学方面，靠“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途径成为大师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化的环境下，中国文化这棵老树，已经发出新芽，但要长成参天大树，还需要时间。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还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对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形之下，对大师的需求，似乎还谈不上紧迫。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还需要对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的精准的概括与总结，还需要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所谓科学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不过是“成者王侯败者寇”也。

    我相信，再过10年，顶多20年之后，中国必定进入盛产大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