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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开栏的话——
我们迎来了“自公益”时代
以微博客为代表的互动平台，终于将汶川特大地震后潮涌般的民间慈善，推到了“人人可公益”的阶段。就像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一样，我们迎来了“自公益”时代。
区别于传统的公益形式，“自公益”由个人自主发起，亲身实践，参与度更高。无论关注的对象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无论他或他们是亲友还是陌生人，“自公益”都以朴素的向上向善的力量，带给网上网下如春天般的温暖。
本报自今日起开设“关注自公益”专栏，寻找公益互助的故事，展现普通人之间平凡的爱，探寻“自公益”与其他公益力量融合互动的模式，欢迎读者朋友们提供线索，提出智慧，共同推动“自公益”成长。
每一个希望向上向善的人，都请加入进来。
正式运作一年后，“微基金”通过网络晒出了过去一年的账本。
2011年4月2日，本报以《贵州百余小学生第一次吃上午餐》为题，报道了民间公益人梁树新等来自广东的志愿者，在贵州省黔西县红板小学成功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情况，这也成为第一个由民间公益力量成功实施“午餐援助计划”的样本。
两天以后，为了让“午餐援助计划”持久健康运行，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民间公益人梁树新合作，宣布贵州省青基会成立专项基金——“微基金”，帮助贵州山区孩子免费吃上热腾腾的午餐。
2012年4月6日中午，“微基金”通过官方微博“@快乐微基金”发布了“【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在这个域名为“wjj.imore.net”的网站上，没有专业的财务报表，“捐赠收入”和“捐赠支出”的金额数值，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捐款，都能查到捐款时间、捐赠人、具体金额和捐赠渠道，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支出，都能查到支出时间、具体金额和用途摘要。
这就意味着，“微基金”每一分钱的善款流入和支出，都有据可查。
捐赠信息披露随即引来众多网友的围观，有网友感慨：这可能是史上“全裸晒”的第一部公益慈善账本。
善款收支公示精确到每1分钱
点击“【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主页面正中间显示着“微基金财务收支状况（元）”的彩色柱状图。柱状图显示，截至2012年4月8日，捐赠收入为2709571.74元，捐赠支出为886337.21元。
柱状图下方的微博评论区可以随时发布评论，评论窗口的下方显示着网友的留言。评论区左侧的两个饼状图分别显示着“微基金总收入结构”和“2011年度行政费用结构分析”。
“微基金总收入结构”图显示，“淘宝公益渠道”的捐赠占61.28%，其次分别为“支付宝公益”、“农行汇款”、“联合募集”和“一分钟V捐”。
“2011年度行政费用结构分析”图显示，“办公室租金、管理、水电费”占34.18%，职工薪资占33.26，固定资产占17.79%，交通差旅占8.42%，其他行政支出占6.35%。
与这些图相对应，整个页面左侧竖直排列着一项项数字：捐赠收入￥2709571.74元，其中一分钟V捐：￥56415.00，支付宝公益：￥495130.51，淘宝公益：￥1666905.90，农行汇款：￥302334.33，联合募集：￥188786.00。
点击其中的任何一种捐款渠道，都能查到具体的捐款时间、捐赠人、具体金额和捐赠渠道。
以“支付宝公益”为例，中国青年报记者看见总共807页捐款信息，包含了2011年4月12日18时14分到2012年3月31日期间的12096笔捐款。2011年4月13日凌晨5时4分，“朱××”捐赠的0.01元显示在第803页第一排。绝大多数捐款在1元到100元之间。
“公益组织有义务对每一点爱心负责，不是应该公示，是必须公示。”梁树新说。
捐赠支出的项目显示，捐赠支出总额为886337.21元，其中项目拨款719558.60元（待拨款1161838元），行政办公166778.61元。
记者点击“项目拨款”看到，两页拨款记录记载了拨款时间、拨款金额和资金去向。
“行政办公”支出被细分成了151项，包括了人员、办公室租赁、购买办公用品、支付宝交易服务等各个方面。金额最大的单笔支出为2012年1月10日支出的1.2万元，用途为3个项目人员工资，金额最小的单笔为支付宝交易服务费0.30元。
“‘微基金’目前只有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去年12月新招聘1人，因没有通过试用期已经在春节前离职，现在的两人每月工资4000元。”梁树新说，扣除社保费，两名全职工作人员每月拿到手3772元，这在广州是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
中国青年报记者同时发现，在“行政办公”费用的首页上显示着一项“公益合作洽谈餐费”，支出金额是554元，这是所有行政办公支出中唯一的一笔就餐费用。
梁树新对此解释说，这是邀请了十几位专业人士和公益伙伴为“微基金”发展“把脉”，并商谈如何展开合作后的晚餐费用，平均每人花了39.57元，“一直纠结这要不要算在行政成本里，毕竟是吃饭啊。”
后来，“微基金”管理小组讨论同意把这笔钱从行政成本里开支，“因为这是单纯为微基金发展吃的饭，没有其他议题。”梁树新说，这也显示出微基金这个1岁的“婴儿”还需要继续完善制度，到底什么情况能吃饭，如果吃饭按照什么标准安排，“但这笔已经花了的钱一定要公示，让捐钱的人心里明明白白。”
信息披露同时显示，过去一年里，罗甸县边阳镇兴隆小学等18所小学的4000多名学生累计免费就餐121773人次，“微基金”还帮助救助了一个贵州患红斑狼疮的女孩和一位广州白血病女童。约有30万人直接参与捐款。
全过程透明 技术不是问题
“微基金”通过网络“全裸晒”账本的做法在被越来越多网友围观的同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许。
来自上海的网友“@俞磊_地球”评论说：这个太令人信服了，这样的捐款才有意义啊。来自广州的网友“@Harke”评论说：捐款人就是需要看到这样简单明了的账单，而不是专业的财务报表。感谢你们为中国慈善所做的一切。网友“@黄衣暖”甚至戏谑地说：郭美美发来贺电。
原本做好了被“拍砖”准备的梁树新形容自己“小兴奋”。账本公布后的几天里，他几乎没有听到质疑、责问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是赞同、力挺、鼓励。
“让公益行为全透明在技术上不是问题。”梁树新说，一个名叫“爱盟公益”的团队在创始人郭鹏的带领下，决定与微基金合作开发这套系统。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夏天，有着多年银行从业背景的郭鹏带着十多人的团队，开始研究如何能让公益行为透明起来的综合过程系统。为此，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郭鹏每个月需要支付十几万元的研发、运营成本。
在郭鹏脑子里，这个系统要解决3个命题：钱怎么来的、钱怎么花的、花钱的效果怎么样。而信息公开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告知那么简单，所以这个系统被设计成项目执行过程披露的平台。
按着这个思路，郭鹏确定了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捐款都能查到源头，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支出都能查到流向的系统基础。
花钱的效果怎么样？这是最难破解的命题。梁树新和郭鹏多次商量认为，效果不能是简单地写一段文字表述或者罗列一些冷冰冰的数字，“要向捐方和社会展示暖暖的执行过程。”
在“【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中，点击执行“午餐计划”的学校名单，都会显示出这个学校的所在地、具体执行人、财务详情、就餐情况和库存信息。
点击“财务情况”，可清楚地看到每天采购的食材品种、价格、数量和采购凭据。
点击“就餐情况”，可以看到每所学校的就餐人数、人均花费、信息报送人员姓名和执行情况反馈。
中国青年报记者点击2012年4月6日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兴隆小学就餐执行情况反馈看到，一个新弹出的窗口从上到下写着：“当日就餐人数：385人，人均约2.48元。”紧接着列出当日消耗土豆50斤、白菜70斤、豆腐80斤、大米80斤、食用油3斤、盐1.3斤、味精0.29斤、辣椒粉1斤、柴火50斤、猪肉30斤。
当日费用合计约：956.54元，菜谱是：炒豆腐、炒土豆、炒白菜、白菜汤。
窗口最下方的当日就餐照片更直观，3个大盆里装着炒好的菜，第一盆是炒白菜，第二盆是炒豆腐，第三盆是炒土豆。
“这样的公开你能满意吗？”梁树新笑笑说，“技术手段不难，关键看你愿不愿意公开透明。”
现在，这些信息需要先从学校传到广州，由“微基金”的工作人员每天上传到系统。而在未来，这样的信息传递将由一部智能手机完成。
郭鹏的团队已经开发出一款可以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执行午餐计划的学校只需要用智能手机记录、拍照，就能通过手机上网，将当天的信息上传到执行过程披露平台，即时公开。
根据测试，每个月按最详细的标准完成信息上传，这个软件耗费手机上网的流量不会超过30M，这就意味按照现在的手机上网包月资费标准，每个学校每月的信息公开费用约为5元。
“我们在微博上寻找捐赠智能手机的人，马上就得到了华为公司的支持，20部智能手机就快要到学校了。”梁树新说。
蹚出公募基金和草根公益人合作的路子
在2012年4月5日举行的“微基金”一周年年会上，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杨震形容，贵州青基会和梁树新等民间公益人的“联姻”正处在蜜月期，而且“十分美满”。
事实上，一年前，当杨震和梁树新坐在一起谈合作时，谁的心里也没底。
梁树新心里的算盘是：希望找一个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合作，摆脱自己“非法集资”的风险，但又害怕受到行政体制的束缚太多。杨震心里的算盘是：希望基于微博等网络平台创新公益手段，尽快帮助贵州山区的孩子吃上热腾腾的午餐，但和草根公益人合作又是一件没有太多先例的事情。
但为了贵州山区孩子尽快吃上午餐的共同目标，双方决定“先合作，后磨合”。一段时间后，双方的变化都显而易见。
梁树新会耐心地听来自贵州青基会的声音，然后再说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一上来就打断，直接说自己的想法；他和“微基金”广州团队的人一起，向贵州青基会的财务管理人员学习善款管理规范；他开始说“咱们一起努力怎么怎么样”，而不再说“你们体制怎么怎么不符合我的要求”。
杨震会穿着印有“微基金”“大蚂蚁”logo的白色T恤，穿梭在志愿服务广交会的现场，微笑着向每一个过往的人推介“午餐计划”，梁树新笑他“一点也不像个正处级干部”；杨震会实地看过“午餐计划”执行学校以后，千叮咛万嘱咐校长“一定要发微博让网友监督，不要搞假”；他还会时常提醒贵州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把工作拿到网上晒晒，接受监督”。
细微变化的背后，是一条公募基金和草根公益人合作的路子。
从制度上看，公众的爱心善款汇入公募基金，基金会负责善款的管理、支出，但不收取“过账管理费”，草根公益人及其公益组织负责项目的具体运作、执行，基金会对善款进行监督，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账目进行审计。
具体运作、执行的过程中，基金会充分尊重草根公益人的意见，并给出足够的空间，让草根公益组织独立发挥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基金会把握住法律的边界即可。
“还有一点是平等，我和梁树新、‘微基金’工作人员平等对话，基金会和草根公益组织平等协商。”杨震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相互信任，大家都带着共同的公益之心做事。”
通过一年的探索，杨震还深深感受到应该虚心向草根公益人学习创新的精神、主动寻求监督的精神、努力为捐方提供优质体验的精神。
3月30日，在2012年团中央、全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系统表彰会上，“微基金”公益项目获得全国“希望工程创新奖”。此前，“微基金”荣获全国“微公益之星”大奖。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专门咨询了“微基金”的做法，并批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创新，请继续探索，不断总结、深化，见到更大成效。
“未来，我们会‘脱’得越来越光，主动寻找公众监督，寻求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总有一天会重建中国公益的新秩序。”梁树新说。
本报记者 白皓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