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孙中山30岁前的模样

    孙中山祖籍是哪里？对当下不少人来说，这无关紧要，但在历史学者眼里，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4月6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发布新书《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在书里，作者黄宇和正是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开始了他的历史考证之旅。

    黄宇和是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国际知名的孙中山研究学者。为研究《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他前后倾注了大约30年的精力。

    毕竟，仅仅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引起过两次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及一场官司。被同行喻为“侦探式”历史学者的黄宇和，从1984年研究孙中山起，一直小心翼翼。

    结束一场70年的争论

    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确认孙中山祖籍问题。在他眼里，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彻查孙中山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这一微观事件，是为了给其最初进行革命的支持者是谁的问题寻找线索。

    然而，这一问题在上世纪40年代，便引起一次风波和一场官司。

    1942年12月，罗香林出版《国父家世源流考》，提出孙中山祖籍是广东省紫金县。即“紫金说”。这与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所掌握的史料，以及根据这些史料得到的结论，有严重冲突，引起该会强烈反对。党史委员会成立于1930年，首要任务是调查清楚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祖籍。编纂人员全是曾与孙中山长期共事并非常熟识的革命元老，但没有一位是史学家。他们经过近13年的实地调查考证，得到初步结论：孙中山乃广府人，近祖的祖籍是东莞。即“东莞说”。

    如今在黄宇和看来，罗香林的“紫金说”通过东拼西凑，让孙中山家世更上一层楼，擢升为中原贵胄之后裔。但与官方结论的冲突，当年并未影响罗香林。

    他将《国父家世源流考》呈孙中山之子、时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请其赐序。孙阅后大为赞赏，于1942年5月5日欣然赐序。此后，邹鲁、陈果夫等相继为罗香林的书稿撰写序言，蒋介石、张继、于右任等先后为这本正文只有五六十页的小册子题署。

    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擢升罗香林为教授，中央党部又委任他为文化专员，奉中枢电令赴重庆服务。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决定把罗著“送请吴稚晖先生审查”，并授予该书“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民国三十一年度学术发明奖金”。

    黄宇和分析，国民政府这样做，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的身份显赫，曾长期以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姿态出现，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打击。

    国民政府当时的反应，是在两天后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显而易见是要抗衡汪精卫自命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形象，并以此表示重庆的中央党部而非南京的伪中央党部，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罗香林的书稿，当时是及时雨、不可多得的宣传材料，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这当时也符合罗香林个人的需要。黄宇和研究发现，此前，罗香林“谋教授名义”，“已碰钉子数次”。结果，《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终于圆了他的教授梦。同时，这本书让原本在紫金忠坝处于小姓弱势地位的孙氏家族突然发现，国父乃本家苗裔，便声大气粗起来，“为地方豪劣讼棍所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诈，无不令人感慨。”

    而在10年之前，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请孙科审定，他并未对书中的“东莞说”表示异议。而且在1948年，他还为东莞上沙孙氏家族题词曰：“国父先代故乡”。

    1995年10月，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准备出版该馆编辑的《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编者把“紫金说”与“东莞说”双方的原始史料、有关论文、意见、函电等统统收录，以便后人能全面了解争论的来龙去脉。不料有人向有关部门指控编者篡改孙中山祖籍。最终，几经解释，这本书在2001年11月出版。

    “两者相隔半个世纪，可见贻害之既深且远。”黄宇和说。

    面对扑朔迷离的历史和现实，他结合自己以往的研究，到东莞、紫金、广州等广东地区以及邻近的香港、澳门，还有夏威夷、波士顿、牛津、伦敦、剑桥等地实地调查、搜集资料、查阅文献。在香港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赞助下，黄宇和这一研究，得到40万港元的学术补助。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结束一场耗了国人70年光阴、无数人力物力、大量思想感情与脾气的争论。

    黄宇和得出了支持“东莞说”的结论，认为孙科、蒋介石、邹鲁、陈果夫、于右任等人当时支持罗香林，不过是为了塑造出一个完美的“国父”形象。

    治史的最高理想在求真

    孙中山30岁前的形象，也渐渐在黄宇和的书中跃然纸上。  

    1866年11月12日，广东省香山县南蓢镇翠亨村最边缘的一所泥砖屋中，孙达成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乳名帝象，书名文。

    据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所述，作为村塾里最善背诵的学童，9岁的孙帝象在面壁高声背诵了一个月《三字经》后，再也无法忍受。

    “我对这些东西一点不懂，尽是这样瞎唱真没意思！我读它干什么？”他说。老师则厉声曰：“你敢违背经训？”

    黄宇和认为，孙中山后来所言的“革命之最初动机”，是“造反”的意思。而导致这个离经叛道的孩子走上造反之路的，是他小小年纪就亲身感受过满清的腐败。

    孙中山后来对担任自己顾问的林百克说，小时候有一天，他在邻居杨氏三兄弟家的豪宅花园里玩耍，突然，强盗般的官吏带着数十名持枪带刀的清兵与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把三兄弟上了脚镣手铐，押去受刑。最后一人斩首，其余收监。事后，孙中山鼓起勇气重回那里，发现能搬的东西已全被搬走，喷水池、石像、花树等不能搬的则全毁了。不仅如此，清兵还乘机洗劫了邻人杨启恒的金银器皿，封了房舍。他向守卫的清兵抗议，结果清兵拔刀向其直砍。

    而另一次，孙中山眼见了水盗洗劫村里一位美国归侨的豪宅。水盗逸去后，归侨哀鸣道：“彼邦有的是强势的领导、法律的保障，在祖国则徒具禁令而毫无保障！”

    “孙中山不禁要问：满清官吏除了敲诈民脂民膏以外，还有什么本事？”黄宇和写道。

    1879年5月，带着这些童年记忆，“穿着中国长衫、辫子盘在头顶、戴着红顶绸瓜皮帽”的孙中山离开翠亨村，前往檀香山的哥哥孙眉处。此后，他进入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同学钟工宇回忆，当时军训时，孙中山的注意力不在左转、右转、跟步走这些形式上的训练，而在战术和战略上的意义。由于哥哥的经济状况尚不宽裕，孙中山有一段时间在课余充任校中杂役以补助生活费。

    正是在意奥兰尼读书时，孙中山目睹了韦礼士主教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夏威夷传教，动用自己的财产买地建校，用自己的薪金补贴其他传教士薪金的不足，牺牲时间来深夜巡房。“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回首在夏威夷的教育，孙中山说。他自言身心所受变化极大，理由是意奥兰尼学校纪律严明，而他竭诚遵守校中纪律，并因此而渴望中国同样意识到自动严守纪律的重要性。

    在黄宇和看来，正是传教士们种种无私的表现，培养了孙中山积极入世的无私奉献精神。以至于孙中山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求兄长同意自己领洗入教。孙眉惊恐之余，马上买了单程船票，遣返他回翠亨村。

    “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1896年11月，孙中山复信剑桥大学翟理斯教授时，这样写道。当时，翟理斯正编写一本中国人名辞典，孙中山刚刚因在伦敦蒙难而名声大噪。翟理斯决定把孙中山的生平写进去，并邀请他写自传。而1986年，黄宇和正是以侦探般的方式研究这段历史，写出英文著作《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而被称道。

    被哥哥勒令回国的孙中山，从夏威夷坐火轮船到香港转翠亨村之际，看到清朝官吏分别以征收关税、厘金，查缉鸦片、火油为借口，对乘客进行四轮不同的勒索。回到村里，发现村民村貌依旧如此落后，孙中山难以忍受，把村庙里的北帝神像拔去一臂，又将北帝侧的金花夫人神像手指切断。村民震惊，鸣锣聚众，向孙家兴师问罪。1883年夏天，孙中山匆忙带着《圣经》等几本书籍，逃至香港。村民扬言要严惩孙姓全族，威胁要把孙姓全族驱逐出祖庙。

    经黄宇和考证，后来在1884年5月4日，孙中山在香港领洗入基督教，取名日新，取《大学》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随后，取号逸仙。

    3个月后，孙眉闻讯急召孙中山赴檀香山，并要收回答应给弟弟的一半财产——“你有了财产就要浪费而使你个人和家庭都不安。我们的中国的政府是好的。倘使你继续宣传反对他，一家都要受害了。你倾向外国使你反对我们的习惯、遗传和使我们亲爱的事情。这个态度使你从你的家庭分离。这是不应当的，我现在要把给予你的财产重新取回。”

    弟弟则回答：“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国古人所走的路上尽我的责任。如果我的良心允许我，我也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中国自己并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我不能遵守已败坏的习惯。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产业，我很愿意还给你。我不再有什么要求。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金钱是中国的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之正当，也可以用之不当，不幸在中国官场以金钱充贿赂，以致增加人民负担。兄长，请你完全告诉我怎么样把产业交还给你。”之后，孙中山不辞而别。

    不过，身为教徒，孙中山身边的人却“永不见其到教堂一步”。黄宇和认为，孙中山当时发觉基督教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来满足人类对现代化如饥似渴的要求，反观儒家、佛家和道家都是往后看而不是往前看，把中国捆绑了两千多年，令中国裹足不前。他越来越觉得基督教可取，不是取其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是取其实用价值以促使中国现代化，如此而已。

    黄宇和在书中记述，孙中山临终时表达了他的最后愿望：用基督教仪式送终。宋庆龄和孙科不顾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在北京协和医院用基督教仪式为他举行私人丧礼之后，才让国民党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公开丧礼。他援引史料说，孙中山临终时对孔祥熙说：“正如上帝曾派耶稣到人间，同样地，把我派遣到这个世上来。”这句话被孔祥熙在协和医院举行的、采用基督教仪式的孙中山追悼会上复述，得以公之于世。

    然而，黄宇和认为，中国史学界一直回避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这为孙中山研究，尤其是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问题，增添不少困难。

    “治史的最高理想在求真，若为了迎合某一时期的某一种需要而削足适履，不但戕害了自己，也贻害了后代。”他强调。

    不能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介绍，《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原本是三联书店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出版的两本献礼书之一。最终推迟了半年出版，是考虑到这本书在学术上的突破性和新锐性，需要校勘其中的一些内容，做到万无一失。“这本书里面匡正了很多以往错误的观念，甚至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史料，提出了一些独家的见解，可以说是道人所未道的一本书。为了确保出版质量，我们不赶时间，放弃了把它作为辛亥革命献礼书的念头。”他解释说。

    自1986年出版《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后，黄宇和一直致力于考证孙中山前半生的曲折经历，以及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然而，他发现孙中山前半生的事迹过往由于原始史料的缺乏，大多数研究者只能语焉不详。

    在孙中山生前，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李鸿章。直至1934年，当年与孙中山一起被清政府称为“四大寇”的陈少白去世，他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发表，提及孙中山曾跑回翠亨村躲起来起草《上李鸿章书》。陈垣看到后，商诸博闻强识的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最终在1894年9月10日上海强学会所办的《万国公报》上，找到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连载文章，题为“上李傅相书”，副题是“广东香山来稿”。经顾颉刚考证，该文正是陈少白所指的《上李鸿章书》，作者正是孙中山。

    黄宇和认为，郑观应等人的推荐信，也证明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事，而孙中山当时不但有改良的理论，还有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方案。并且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的确打消了革命的念头而全心全意去设法和平改良中国了。

    “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何去何从，孙中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踌躇不决的。”他说。

    但顾颉刚发掘出《上李鸿章书》之时，国民党正推行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以自重，说他是天生的、自始至终都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家。世人也多属意孙中山自小即矢志革命之说，并津津乐道其童年于乡间听太平天国老兵谈洪、杨逸事为据。黄宇和认为，这忽视了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在夏威夷和香港所接受的英式教育，尤其是法治概念对他的深远影响，以及毕业后行医时目睹满清官吏那种无法无天和严刑拷打犯人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均加剧了孙中山改变当时制度的决心。

    1886年夏，孙中山提前离开中央书院，前往广州的博济医院学医：“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课余，医学生孙中山常综论国事及救亡之策，并开始“雅癖达文之道（即达尔文主义）”。黄宇和认为，这“表示这个虔诚基督徒的信仰，已基本动摇了”。其革命思想，也在现实的冲击中开始形成。

    在香港求学近9年间，孙中山假期常回故乡，“曾一度劝其乡中父老，为小规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桥、造路等，父老韪之，但谓无钱办事”，后“请于县令”，终“无复希望，只得回香港”。

    他把在香港的所见所闻与几十公里外的故乡的经历相比较，决定：“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级官员一试，迨试诸省政府，知其腐败尤甚于官僚。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府政治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

    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不忘经世致用，大约在1890年，他撰写了《致郑藻如书》，提出“农桑、戒烟、兴学”三项建议。郑观应所编写的《盛世危言》一书中的《农功》一文，也被史家认为是孙中山所作。他深知“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在读医科的五年间，孙中山频频回到中央书院阅读鼎鼎大名的汉学家理雅各为四书五经所做的译本。

    后来，当中国精英在五四运动中大声疾呼“打到孔家店”时，孙中山始终不渝地拥护儒家学说。“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他说。

    黄宇和认为，这正是因为孙中山学兼中西而不偏不倚。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感觉到中国“现代化”的急切性的，皆是首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热血青年。他们觉得比诸西方列强，中国太落后了，必须迎头赶上，否则无法立足于地球上。

    1895年，虚岁30的孙文着手部署广州起义。然而，他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随后虽历经多次失败，他依旧勉励同志们满清政府必能推翻，增强他们的信心，以至被视为“孙大炮”，给人务虚的感觉。但在黄宇和看来，“这种务虚，其实也是务实：勉励同志也。”

    也是在起义失败、游走日本期间，孙文为自己取名“中山樵”。此后有人开始称这个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为“孙中山”。

    根据已发掘出来的史料，黄宇和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历程经过了改良、革命、改良、革命等多次转折，最后还是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

    “说孙中山自小矢志革命，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他说。

    他坦言，《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就是带着问题探索，全程清理不实之处，希望会为读者带来惊喜，但也肯定会树敌无数。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争平认为，在与孙中山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过去许多论著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有失实之处，难明真相。黄宇和穷25年之力，遍访广东省、香港、澳门及夏威夷、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并且频繁到翠亨村、香港等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考察。通过抽丝剥茧的细致考证，努力寻求上述问题的真相。不仅体现出一个学者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和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而且书中能将宏观视野和微观考证很好地结合，都非常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