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华莱士在此

    迈克·华莱士在93岁时停止向世界发问。

    过去半个世纪里，按照媒体的说法，“他的名字一度让腐败的政客、高明的骗子、不作为的官僚头疼”。他所服务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的广告称，如果有4个单词会让这些人从心里害怕，那一定是“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

    因为这位新闻访谈类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几乎以审问的方式，撬开了他们的嘴，即使那个人是国家首脑，他也毫不留情。三十几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接受采访前，曾咆哮着警告他：“我不想谈越南，如果敢提越南，我就让你们这帮小子立马滚蛋。”

    华莱士深吸一口气，以“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架势”走了过去，“越战强暴了你，总统先生，然后，你强暴了整个美国。你该谈谈这个事情！”在自传《你我之间》里，他这样回忆。

    这个曾要干到“四脚朝天”的人，4月8日在美国东北部一家疗养院里停止了呼吸。患有心脏病和老年痴呆症的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提起过《60分钟》，仿佛那段辉煌的岁月被他的健康一同拐跑了。

    不过，那些连他自己都遗忘了的日子，如今正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些和尼克松、霍梅尼、邓小平、江泽民打交道的片段，成为新闻专业课上的一个个案例，也是很多电视台记者反复观摩学习的教材。

    “迈克·华莱士一度是中国新闻人遥远意义上的角色榜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洪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实际上，这个新闻界的榜样起初可算不上什么典范。他家世寻常，成绩平庸。因为眼睛长得细长，还被人取了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外号。偶尔几次，他还干过去商店偷5美分的口香糖这种不太光彩的事。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话，那就是他在高中成为学校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以及网球队长。

    华莱士本来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英语教师。但在大二时，当他第一次走进学校广播站，他的人生就此换了个频率。

    在一家洗衣房及家具公司旗下默默无名的小电台里，这个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兴奋地告诉自己的母亲，播音员可比议员还棒，因为整个美国都能聆听他的声音，议员却做不到。

    不仅仅是美国，他让全世界都听到了那有些直接甚至显得有些粗鲁的声音。他问刚刚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你一定非常妒忌罗纳德·里根。”他对着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做了个捻钞票的手势，“为什么俄罗斯腐败盛行？所有问题都得靠这个解决？”他问邓小平：“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这种毫不留情的提问甚至让他的小儿子克里斯都觉得有点难堪。大学每个学期开始前，他总会很直接地问已经成年的儿子：“你需要多少钱？”

    “那种感觉就像被迈克·华莱士采访一样。”克里斯说。

    对于华莱士真正的采访对象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坐在对面的这个男人口中突然冒出“请原谅我”这几个字，那才是灾难来临的信号，只有一种可能——接下来的问题会让你难以回答。

    “萨达特说你是……请原谅我”，坐在伊朗前领导人霍梅尼对面，他伸出左手捂住胸口，“这不是我说的，他说你是一个疯子。我知道你听到这个评论了。”他说完，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结了。华莱士偏了下头，示意翻译。“什么？疯子？”翻译疑惑地低声问。华莱士用肯定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是的，疯子，这是我从电视上听到的。”

    这种尖锐与充满质疑的采访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些新闻从业者。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新闻调查》原制片人耿志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闻调查》刚刚创办时，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曾多次观摩华莱士的采访作为业务学习。那时，《60分钟》的录影带还非常珍贵，需要在香港找人录下电视节目，寄到北京，再加上字幕。

    在耿志民的印象中，荧幕上的华莱士总是身体前倾，眼睛直视对方。“他外表散淡，实际内里坚毅，不管你是多么牛的人，在华莱士面前，撒谎都是一种压力，这就是他的气场，是调查性报道所需要的。”

    实际上，早在1986年，华莱士的名字就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他是法拉奇之后，第二位采访到邓小平的西方记者。为了准备这次采访，华莱士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资料，并同见过邓小平的人进行交谈。美国新闻界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就像一只斯特拉堡的鹅，有着一肚子文件、事实、问题和旁证材料，每次采访至少要做50个小时的功课。”

    华莱士要求中方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两人面对面坐下后，邓小平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我抽烟可以吧？”82岁的他说。

    “可以。能给我一支吗？”68岁的采访者华莱士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支手。

    华莱士的提问包括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改革开放，以及涉及“文革”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话题。访谈时间从原定的1个小时又增加了20分钟。

    老人挥手的动作和坚定改革的声音，通过华莱士传递到全世界。

    不同寻常的采访风格让华莱士获得了“不畏强权”的美名，与此同时，还有非议。批评者认为，华莱士的采访带有电视媒体所具有的戏剧化特点，他让提问变成一种新闻。

    更有人说他的提问方式近乎“无耻”。尽管晚年他在节目中向曾经伤害过的芭芭拉·史翠珊道歉，但仍有人抓住他的小辫子不放。1991年，华莱士在采访中问芭芭拉，为什么会落下“婊子”这个骂名，并提及她缺乏继父关爱、母亲这些年也对她的事业并不支持时，这位好莱坞女演员当场哭了。

    “华莱士不仅采访人，而是在审问人，对他们进行讯问。有时候他冷酷无情地剖析他们。他的武器很多，包括彻底调查和怀疑，他的问题如此直接以至于令人感到窒息。”美联社在写给他的讣闻中这样说。

    2002年，央视《东方之子》原主持人方静到美国工作时，曾在CBS的办公室见到了华莱士，“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的采访是你教的，我把《60分钟》当教材。”华莱士很惊讶，问她怎么评价自己。“rude（粗鲁）”，方静半开玩笑地说。华莱士听了却哈哈大笑，“rude but fair（粗鲁但公正）”，他回答。这也是他打算写在墓志铭上的话。

    CBS几乎将华莱士的名字与硬新闻挂上钩。但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这个后来被公认为难以对付的人也主持过谈话节目、娱乐节目，甚至参与了香烟广告。1962年，他19岁的大儿子彼得在希腊远足时失踪，华莱士雇了一位向导和一头驴上了山，当他向下望时，在山崖下发现了儿子的尸体。此后，他决心只做严肃新闻。

    “他本来会成为一名作家，一位记者。”多年后，华莱士向一位美国编辑回忆此事时，眼睛有些发湿。他想起彼得临行前曾说，如今社会问题并不被政府和新闻机构认真关注。他也曾对儿子承诺，要深入新闻背后。“我要做些让彼得为我感到自豪的事”。

    他拒绝了来自尼克松的邀请。如果顺利，华莱士或许会成为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但他认为自己的秉性不适合担任任何一名政治家的发言人或辩护人，“给负面新闻贴上一张幸福的脸，我对此不感兴趣。”在写给尼克松的信中，他这样说。

    不过，这位总喜欢把难题抛给采访对象的人，也遇到了自己的难题。1981年，参与越战的一个美国将军以诽谤罪起诉他和CBS，索赔1.2亿美元。官司打了4个月，最后以CBS道歉结束。

    “一个记者的道德和名誉被撕裂了”。他整夜失眠，体重下降，对一切事情感到绝望。他服用抗抑郁药物，但这些药片让他的手发抖，嗓子发干。他说，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坐在陪审团对面，手里的玻璃杯一直抖个不停，“好，那个手抖个不停的家伙显然有罪。”陪审团说。

    这个以强硬和难对付著称的记者，不希望自己被看做是个受抑郁症困扰的“可怜蛋”，直到十几年后，他才在好友的电视节目和自传中承认了这件事。

    但只要回到荧幕上，他就变回那个强硬的人。2000年，他在北戴河采访江泽民时，已经82岁高龄。他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变钝，“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他试图激怒采访对象。“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江泽民回答。

    他88岁退休时，身体里装着心脏起搏器、左腿里藏着一块伸展装置，耳朵里有时还塞着助听器。他为《60分钟》工作了38年，新闻从业长达60年。

    但在最后，他把这一切都忘了。

    美国五大广播电视公司几乎同时在网站头条公布了他的死讯。大洋彼岸，有中国学生惋惜，他的离去让新闻课上活着的案例分析又少了一个；有学者感叹，华莱士身后，美国广播电视业具有公民传统的那代主持人基本上已经“自然终结”。

    曾有人问华莱士，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什么让他最为自豪。他朝坐在身旁的小儿子克里斯点了点头，“我有他们，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满足。”

    他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