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
全文复制
从乡政府出发，曾德凯背着大约40斤重的“背篼”，跨上摩托车，朝村子里驶去。
布满了乱石的大山沟里，村民们每看到一群背着“背篼”的人在山腰上穿行，就知道自己需要的生活物品来了。盐、面条、卫生纸是“背篼”里最常见的物品。
自从到贵州省长顺县敦操乡任副乡长那日起，曾德凯每周都会这样帮村里老百姓捎生活物品。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乡里的30多名干部都有了这样的习惯，只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一批批乡干部流传下来的传统。
“因为山里的老百姓出来一趟太难了。”记者的亲身体验验证了曾德凯的这句话：通往村组的毛坯路在山间盘旋，只能容下一辆越野车单向行驶，路面布满了大坑和碎石，路的一侧是山体，另一侧就是山崖。
半个多小时的疯狂颠簸后，越野车只能停在一个勉强能掉头的地方，想要前往村民住的地方，就必须翻过没有路的大石头山。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一个离公路最近的寨子——川洞组，单程走路花了1个多小时。这1个多小时的路上，还要手脚并用，一些险峻的地方几乎直上直下，背着几十斤重“背篼”的干部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行程，一路轻松地在前面带路，有的还随手捡起几片树叶，放在嘴唇上吹起山歌解闷。
走到寨子里时，“背篼干部”按照小本上记录的信息，把东西送到需要的人家，多少钱买的就收多少钱，临走时再问一句下次需要买的东西。
“到乡里买点东西，单程要走3个多小时，一来一回一天就没了。”曾德凯点了根烟，猛吸几口，反问道，“哪里还有时间种地过日子？”
当天中午，坐在一户农家的屋门口，敦操乡计生办工作人员柏宁说起了自己联系的3个村民组的情况。这个1988年出生的小伙子，每次到村里吃的午饭，都是自己带的干粮。当地村民表达热情的方式就是拿出自家烤的苞谷酒，不喝就翻脸，喝了就呵呵地笑。所以，每次柏宁的午餐里，还有一碗苞谷酒。
“喝了谁家的酒，谁家就支持你的工作。”柏宁说，工作很繁杂，计划生育、低保救济、调整种植结构等等事情都不好做，“哪怕帮着村民种高粱多赚点钱，都要动员很久，他们还不听。”
“那怎么办呢？”记者问。
“想办法啊，你帮他干点活，再跟他说种高粱，帮他解决点问题，再跟他说一次，喝点酒，再说一次。”柏宁说。
“能多赚钱，村里人为什么不愿意呢？”
“思维跟不上嘛，觉得种苞谷肯定饿不死，懒得再想种高粱的事。”
“那为什么要强求呢？”
“不然就没发展啊，你愿意乡亲们就这样穷几辈子啊？我不愿意。”
事实上，发展是那个大山沟里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难于推动的事情，其中不仅有地域偏远的原因，还有村民们思想意识长期封闭的因素。
曾德凯记得，自己碰到最尴尬的情况是在到敦操乡工作后的第一次进村，一对夫妇堵着他的路问他说：“救济福利我们一样都没有，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做。”
曾德凯一下感觉脸有点红：“为什么没有呢？我去问问。”
后来，村干部告诉曾德凯，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家人没有领救济粮的资格。
自然，曾德凯再上门解释情况时，碰了一鼻子灰，再想跟他们探讨养点鸡、羊，种点高粱增收的事情，更是全部被否定。
“我是为他们好啊，帮他们想发展的路子，不能老盯着那两袋救济粮吧。”曾德凯很难受，这个曾经的县医院外科医生心里像被划了一刀。他感觉到，背上有形的“背篼”里是力所能及捎带来的物资，而背上无形的“背篼”里，装满了帮助村民发展的艰巨任务。
背一个有形的“背篼”，再背一个无形的“背篼”，成了敦操乡的34名干部心里的共识。说不通，就自己干给老百姓看，一次解释不清楚，就解释100次。
2010年，推广高粱、花椒种植、种草养羊和绿壳蛋鸡养殖时，没有一户人家愿种高粱，50亩花椒苗买来后也没有人愿种，500只羊只发了360只，剩余的140只没人要。乡、村干部租了27亩土地种高粱、50亩山地种花椒，还把那剩下的140只羊养了起来。
渐渐地，看到经济效益后，有的村民开始加入其中，到2011年，2000只羊送到乡里，村民们开始抢着要，今年的高粱种植将达到2000亩，乡里联系了茅台集团作为长期收购商，种1亩高粱能比种1亩苞谷增加1000元左右的收入。
事实上，这样的发展速度依然慢得可怜。但敦操乡的干部们一直在努力着，一刻也没有放松。
“什么力量推动着你们这么执着？”记者问。
“看看我们30多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就知道了，我们基本都是农村孩子。”曾德凯笑着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指指山沟深处，“那里有我们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