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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4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举行，“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2011年度唯一的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该项目的地质调查结果显示，青藏高原有3条巨型铜多金属成矿带、7个超大型矿床和25个大型矿床，新增铜资源量占全国已探明资源储量的34%，被国际权威人士评价为“近10年来推动喜马拉雅-西藏-帕米尔造山系国际研究和理解的最重要贡献”。
这让一直坚信青藏高原有大型矿带的莫宣学教授十分欣慰。
上世纪90年代，当973项目第一次涉及青藏高原时，时任课题负责人之一的中科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莫宣学凭借多年工作的积累，坚持认为位于青藏高原的冈底斯带是我国最有希望找到斑岩型铜矿的成矿带。
当时，人们对冈底斯带的成矿潜力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即使心里认为冈底斯带可能有大的成矿潜力的人，当时也拿不出很有说服力的事实。莫宣学说，他曾参加过那时地质矿产部地质矿产情况汇报例会，当时西藏地矿局除了汇报藏东的玉龙斑岩铜矿外，对冈底斯带只能提供几个小矿床（点）的油印材料。973项目在做中期评估时，有专家甚至建议放弃单独设立青藏高原找矿课题。
在莫宣学等一批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坚持下，1999年，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全国25个省份的100多个产学研单位参与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开始实施了。
这是一场涉及上万人的“不惟上，不惟书”的实践，他们都坚信“野外的石头不会说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上百名师生参与了这场历时10余年的调查。他们行走在青藏高原，同样“不惟上，不惟书”，为寻找并确定一块又一块的“石头”争论不休，最后让他们停止争论的除了事实，还是事实。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新成果、新理论的诞生。
在这次调查中，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调查研究院院长的刘文灿，带着承担西藏江孜县幅、亚东县幅1∶25万区域地质调查任务的师生们，来到康马地区重新做填图。
一直以来，地质学界对藏南的地层层序认识比较统一。可是在这次调查中，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又出来了。
在藏南做区域地质调查时，刘文灿是项目技术负责人。他和同事们在藏南发现了奥陶纪地层，并在其中找到了属于奥陶纪的腹足类化石。而以前，这里一直没有发现奥陶纪化石的存在，这里的化石常常被当作是石炭纪的化石来处理。
参与了这项工作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副教授周志广很激动：“这个地层与下面的地层角度不整合，代表着一个大规模的构造运动，青藏高原的演化历史要重新书写了。”
而当他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这项发现时，一些老地质学家不承认这个结果：这不可能，在青藏高原藏南康马隆起带从来没有发现过奥陶纪化石。
没过多久，在成都召开了一个相关的业务研讨会。坚信“石头不说谎”的刘文灿带着20多公斤的化石飞到了成都，并把它们一一展现在老专家们面前。
石头真的是不会说谎。老专家们不说话了。在地质学界，青藏高原的演化历史被重新讨论了。
“自然科学是客观存在的，在事实面前，不分权威和资历，不管年轻年老。”周志广说。
传统的地质勘探工作者都要带着老三样：罗盘、锤子和放大镜。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场调查中，各种电子设备也纷纷上阵：GPS、数码摄像机、电脑，后来还有了平板电脑。可这些都不能替代传统的地质测量工具，老三样还是必备的法宝。
“先进技术是辅助手段，但是不可能直接解决问题。好的地质图一定是用脚量出来的。”刘文灿说。
搞地质工作的人，更相信眼见为实。
有人统计，在这场大调查中，地质工作人员每天徒步数十公里。10多年过去了，他们走过的地方覆盖面积达220万平方公里，路线总长50万公里。
如今，地质勘探的工具比过去先进了，代步有了车，测量有了电子设备。可是，他们行囊更重了。去的时候包里装的是器材，回来的时候，有的器材就挂在脖子上，包里满满的都是石头。用刘文灿的话说，有兴趣的石头一定不能丢，能捡多少捡多少。
看得多了，甚至一些外行都渐渐入了门道。司机跟着这些搞地质勘探的人跑多了，一看石头的颜色变了，就会问上一句：“老师，是不是该定点了？”
这10余年来上万名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工作赢得了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奖项中唯一一个特等奖。昔日只有几个小矿点的青藏高原，如今可以证实是个富矿区：这里矿带矿床的总储量相当于大型铜矿64个、大型钼矿17个、大型铅锌矿30个、大型银矿23个、大型金矿28个。
本报记者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