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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该怎么过？认真上课成为“学霸”还是参加各类社团成为“活动达人”？北京大学大五的李楠选择了将自己的大学交给公益——艾滋病志愿服务。
在很多大学生眼中，公益服务就是加入团队，配合着完成任务，但李楠不这么想。大学5年，他联合了北京30余所高校的相关组织，组成高校抗艾联盟；他发起“农民工防艾宣讲团”，在北京、深圳的20余个工地开展大型防艾知识宣讲会；他远赴非洲，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志愿者为非洲儿童进行防艾教育。
披荆斩棘 冲向非洲的防艾骑士
李楠选择远赴非洲，是一个个偶然连接成的必然。
2003年“非典”，李楠开始关注疾病预防，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公共卫生专业后，他与艾滋病预防工作有了更多的接触。
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楠活跃在北京、云南、深圳等地，向当地的学生、农民工、性工作者进行防艾教育。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后，李楠又将视线投向了国外。他决定前往非洲，学习国外的防艾知识，交流国内的防艾经验。
说易行难。事实上，从李楠踏上非洲的土地开始，挑战就一直紧跟着他。
在非洲，李楠所参加的ASK(Answers Solutions and Knowledge)项目主要是帮助非洲加纳库马西中学生掌握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是，之前项目组并未帮助他们联系好当地接受授课的学校，一切都得李楠和他的国际志愿者伙伴们自己动手。
结果，一下子，他们就得勇闯三道关卡。语言关——“当地人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刚去的时候，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他们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体力关——“每天都要从陌生的城市一头儿走到另一头儿，早出晚归、筋疲力尽是常事”，资金关——志愿者活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跑断腿”、“磨破嘴”去拉赞助，成了志愿者们宣讲工作以外的另一项头等大事。
常人来看，这每一道关卡，都是困难重重，要想通关，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李楠似乎对此并没有想太多。“困难？其实每次让我讲困难，让我说困难，我还真的是……”他为难地顿了顿，“我觉得遇到困难就解决呗。”
凭借着这股冲劲，在“几乎跑遍全城”之后，李楠在人生地不熟的非洲，完全通关：6所学校校长同意他们进行防艾授课工作，印刷店、饮用水厂等企业愿意为他们提供全程支持。
就在一切终于进入正轨之际，蚊子又跟李楠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非洲被咬得浑身是包的李楠，感染了疟疾，“一直在发烧，浑身都疼，一个人在公寓里昏睡了一天”。
“去之前我就打了疫苗，像霍乱疫苗、黄药病疫苗等，唯一没打的就是疟疾，这个病没有疫苗。”李楠回忆道。
尽管当地人三番五次劝诫他对这个病要小心，但李楠却没当回事，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只休息了一天，便又投入了工作，他的想法很简单：“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能多干一些就多干一些吧！”
责任使然 年轻人就该走向社会
回国后，“小感冒”终于在潜伏数日之后不安分起来。高烧、疼痛又毫无征兆地找上了他，他再次住进了医院。直到拿到医生的诊断书，他才相信，自己真的患上了疟疾。
但这并没有动摇李楠“能多干一些就多干一些”的想法。
担任院学生会主席期间，他的目光开始更多地投向社会，决定促进院学生会转型，学生活动也随之大幅调整。原先，学生会组织的活动无非是球类运动、水果沙拉大赛之类。现在，则变成了“给社区老大爷老大妈做健康知识宣教”，“在手足口病暴发时派实习生去帮助疾控中心”等。他把责任视为理所应当：“社会上健康教育乱象太严重了，我们知道很多知识，为什么不赶快告诉他们呢？”
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李楠的防艾工作开始由高校转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很快，由他发起的“农民工防艾宣讲团”便开始活跃在北京、深圳的20余个工地上。
在工地进行防艾宣传时，一件小事让当时同行宣讲的张超亭至今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正坐在一个办公室里聊天，有个农民工的孩子一个人坐在旁边，显得特别孤单，李楠就主动过去和他聊天。”
“我们是个student，他就是一个man。”在同学眼里，李楠有一颗细腻的心，总能敏感地关注到细节，照顾他人的感受。
也正是因为这样，虽然李楠只在非洲和孩子们相处了短短几周，但当他要离开时，孩子们都特别舍不得这位大哥哥。他们缠着他一起合影，至今还会常常打电话过来，问“Brother, how about the weather in Beijing？（哥哥，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啊？）”“Brother, will you go back？（哥哥，你以后还会不会回来啊？）”
如今，李楠已经获得了美国中华医学会提供的40万元奖学金，即将前往霍普金斯大学深造。“我以后还会前往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从事疾病预防与控制方面的工作。”李楠说。
实习生 潘梓萌 本报记者 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