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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黄河湿地花园口段，一些河滩已经萎缩、发臭，水面上停着渔家乐船只。
本报记者 王梦婕摄
“过去，这里水草和水波连成一片，到冬天还有灰鹤，真好看呐。现在你看看，多少地方变成了干地、沙土地、死水坑？”作为在郑州花园口镇住了一辈子的人，老韩说起昔日村民眼中的“人间仙境”，连连叹息。
老韩住的地方，是一片典型的中原黄河湿地。但多年来，他眼见这片水草丰美的河滩，被烧荒种粮的、渔家乐、影视城甚至飞行俱乐部“侵蚀”。侵蚀之处，地面龟裂，水草枯槁，垃圾遍地，有的还散发着恶臭。
而这片黄河湿地的遭劫，只是全国湿地命运的一个缩影。
“目前，土地、森林、草原都有法可依，湿地成了最弱势的地块，也是被牺牲的主体，人人都想咬一口。”对此，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略显无奈地告诉记者。
湿地，这个你也许并不熟悉的概念，它的遭劫，却会使所有人面临一场生态灾难。而为湿地立一部全国性保护法，“呼吁了快10年，至今没看到尽头。”
“地球之肾”变身渔家乐、宅基地、化工厂
几艘渔船泊在近乎干涸的水面上，不时排出油污；马匹和摩托车在板结的水畔来回奔跑，水草几乎殆尽；一旁的黄土堆积如山，推土机的痕迹依稀可见，一道据称是“保护飞行俱乐部跑道”的土堤，初具雏形……
记者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黄河滩南裹头，郑州的水源，中原的肾脏。这个在2009年的照片中还宛如白洋淀的地方，如今满目疮痍。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黄河中下游湿地。与鄱阳湖、滇池、诺尔盖沼泽和大大小小叫不出名字的滩涂、库塘、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一样，是中国3848万公顷湿地中的一员。
而这个数字，只占国土面积的3.7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东北、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东南滨海和云贵青藏高原，是它们的少数几处栖身之所。如今，它们正在日渐萎缩。
在郑州，记者眼见前述被蚕食的黄河湿地，动辄上百亩。而据媒体公开报道，在黄河湿地上犁耙、撒肥、种庄稼，正在焦作武涉县一些地方大举进行。鹤壁国家湿地公园里，3月底甚至被曝冒出近百栋豪华别墅。
这还只是河南一省的例子。
在内蒙古，运煤公路被曝将修进石人湾湿地核心保护区；在黑龙江，虎林珍宝岛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千亩湿地，已被毁变耕地；哈尔滨松北区一块广阔的江滩湿地，数年前就被开辟成了一处非法采砂场；在山东胶州湾，大片海滩“变身”经济开发区，上面化工厂林立……在网上输入“湿地”字样，你会发现，对它的“强拆剧”正在全国上演。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淡水之源’，是跟森林、海洋并行的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它像一台排毒机，水流过之后速度变慢，湿地中的植被和微生物，能将水里的一些重金属、有害金属附着、分解和吸收，流出清水；它又像一块海绵，调节洪涝，像四川诺尔盖，每年给黄河的补水量能占到25%。就连沼泽地的泥炭，别看不起眼，也是最好的氧化肥料。”提起湿地的好处，马广仁主任滔滔不绝。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近4万公顷湿地的更直接作用，恐怕是以淡水湖等形式，维持了全国可利用淡水资源总量的96%。有科学家断言，假如湿地和森林从地球上消失，全球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
再将目光稍稍放远一点，湿地的“储碳”和“物种基因库”功能也相当“给力”。假如没有占全球陆地面积6%的湿地，来储存约7700亿吨碳和40%的已知物种，全球气候变暖和基因库枯竭将大大加速。
几年前，全国人大常委、著名农业生态专家杨邦杰就已忧心忡忡地表示：“请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2010年全球召开坎昆会议时，媒体甚至用“走近2012”来报道对“湿地之失”的讨论。
然而，长达数年的呼吁，没能有效阻止我国湿地萎缩的脚步。
经济利益驱动争啃“唐僧肉”
“东北的沼泽大部分成了耕地；长三角、珠三角的湿地一直在减少；整个黄河源头、长江源头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湿地在消失……”提到近年我国湿地的整体命运，杨邦杰曾这样概括。
若将这一描述转成数字，也许更为直观。
虽然国家湿地保护管理中心表示，建国初期至今，我国有多少湿地“消失”还没有一个官方统计，但据媒体总结披露的数字，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000万公顷，有近半的沿海滩涂不复存在，东北三江平原约500万公顷的沼泽，已消失近八成，近1000个天然湖泊消亡。仅在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湖泊面积就锐减了2/3。
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
萎缩的不仅是面积。2010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环保部顾问金鉴明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遭到破坏的湿地，破坏程度已经波及原有湿地的40%～50%。水质恶化、“藏污纳垢”，不少生物濒临灭绝……既是湿地的生态功能丧失的注脚，也是灾难的伏笔。
有的灾难已经发生。“我们有调研表明，西南五省干旱，与南方多省湿地的面积减少有关。”马广仁主任说。而公开资料显示，在甘肃、青海等半干旱地区，情况更不乐观。由于数百个湖泊沦为了“消失的罗布泊”，在敦煌等地，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逼近。
是什么让湿地频频“遭劫”？
“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利益驱动。”中国湿地博物馆馆长陈博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一语破的。他告诉记者，除去气候变化、降水不均等自然因素外，绝大多数情况下，湿地消失是一场“人为劫难”。
据陈博君介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用地矛盾也逐年尖锐。由于“人多地少”桎梏着商人的财路和政府的GDP增幅，二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一片片在现行土地分类中属于“未利用地”的原生和自然湿地。围垦造田、填海造陆，成为很多地方扩大土地面积的第一选择，“这在经济发达地区，更突出。”
于是，在与发展建设相伴的各项利益博弈中，一贯被人视作“荒滩”、“荒水”的“地球之肾”，首先成为保障耕地、建设用地和林地等的牺牲品。
记者了解到，这场人与湿地的“抗衡”，从建国初三江平原湿地变身“北大仓”起，就已开幕。至今，由于一些地方的滩地开荒租金低廉，填湖、填海、填塘造田方兴未艾。
“湿地那么大，很难拉个网‘罩’起来。附近村的老百姓看着眼馋，夜里悄悄开，今年开一亩、明年开一亩，慢慢地也很可观。”在黑龙江，一些基层湿地管理人员无奈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你清、他退，你走、他开，是个拉锯战。”
而马广仁主任告诉记者，老百姓的侵占只是“仨瓜俩枣”，更大的手笔来自企业和政府。
湖景房、海景房……近年来，遍布各城滨水带的所谓高档住宅，在令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使大片湿地失去蓄水功能，变成硬地。
“湿地上稍微大一点的工程项目，基本都是政府推动的。”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而填海造经济开发区，在其上招商建楼，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国家海洋局一项调研发现，近20年，胶州湾湿地已因此萎缩了1/3。
“围海造田一平方米的成本只有200～300元，而土地利润很疯狂。”中国海洋大学环境学院郭佩芳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里面的“经济账”，这比一般征地的成本低得多。
利益驱动下，湿地自然人人垂涎。
无法可倚，“弱兵”如何护“肥肉”？
其实，对“地球之肾”，我国并非不重视。
马广仁主任告诉记者，1992年，我国无附加条件地加入了“国际湿地公约”（全称为《关于特别是水禽栖息地的湿地国际公约》——记者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明确提出要“抢救性保护湿地”。迄今，共为此建立了41处国际重要湿地，213处国家湿地公园，大约550多个遍布省、市、县的自然保护区。
然而，即使这些保护区里的湿地，也挡不住“淘金者”的脚步。
“为啥守不住？因为守这些宝地的是‘弱兵’，还没‘武器’！”在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这样诉说“湿地之殇”的来由。
在多名受访专家看来，这名工作人员的话，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湿地保护多头管理，且无法可倚。
陈博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体制，对湿地这块“唐僧肉”的管理和保护，主要归口到各级林业部门。“而农业、水利、国土资源、海洋、河务等部门，分别负责管理一块湿地里的各个资源要素。”
明眼人一望便知，在这种“弱兵带强将”的配置下，任何一个部门对湿地生态“咬一口”的冲动，林业部门恐怕都难以招架。
“别的不说，我们这边的湿地，大坝附近的百米区域归河务局管，滩区的土地所有权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它们要把地租出去开农庄、圈鱼塘，我们没辙。”问到湿地为何遭劫，这名工作人员也一肚子苦水，“哪怕你限制一下挖坑养鱼，也会影响农业部门的成绩。”
部门分工与利益纠葛，不是湿地保护的唯一拦路虎。更大的坎儿可能在于，破坏湿地之举，在相当多的省市，根本“无法可惩”。
“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强调湿地立法，但目前关于湿地生态系统的法律法规，还是一部都没有。”马广仁主任告诉记者，虽然在《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都有湿地保护等字样，“但是究竟哪些算湿地？怎么保护？破坏了怎么处罚？没有下文。”
看来，在破坏湿地有暴利又“安全”的语境下，它的“遭劫”几乎在所难免。
而在像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这样的基层站点，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他们对争啃湿地之举，能“倚仗”的仅是市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红头文件”。用工作人员的话说，“法律位阶太低，可操作性不强”。因此，除了日常巡逻，给水鸟投食，救治一些受伤的水禽，“遇到违法破坏的事儿，还得找森林警察。”
也不是没有省级人民政府为此出台条例。据马广仁主任介绍，迄今已有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吉林、西藏等11个省、自治区出台了地方性的《湿地保护条例》，但在一部全国性法律“缺位”的背景下，劣势难扳。
“对严重毁坏湿地的行为，罚款收效甚微，又没有规定可以刑事处罚，就成了‘轻微毁坏行为罚款了事，严重毁坏行为处罚不能’。”在黑龙江挠力河自然保护区，一名叫张丰江的保护站站长曾这样描述尴尬。
无奈之下，有的地方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在湿地上栽树，以求能受《森林法》的保护。因为，《森林法》里有关于严重破坏森林行为的刑事处罚规定。
“这种方法，有时我们也用。” 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的祖鹏向记者苦笑道，靠通报批评、曝光罚款和清退规劝来制止在“地球之肾”上的“掘金”，实在力度不彰。
全国性湿地立法“出炉”难在哪儿？
为何近10年都出台不了一部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法？
事实上，几年前这部“条例”层级的法律，已经在推进的路上。但“湿地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立法的着眼点，更多会放在对整个湿地生态功能的保护上。而它在短期内，与一些部门的利益并不一致。”马广仁主任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部门间的协调，是个绕不过去的题。
比部门协调更难变的，恐怕是发展理念。马广仁告诉记者，近10年来，湿地作为生态的概念才进入当政者的视野。“放着一块城中湖，你是把它填了造别墅、办企业，还是把它留给城市居民、子孙后代？恐怕当下的不少政府，还是会选择前者。”
好在可喜的迹象也越来越多。据悉，近两年来，每年“两会”收到有关各地湿地立法的提案，已达几十件。马广仁也感到，今年和几个部门沟通协调的时候，“觉得比前几年难度小多了，整个社会的认识在变化，各个部门的观念也在变化。”
“其实，保护湿地跟赚钱并不矛盾，你完全可以既有效保护，又合理利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比如，一些湿地被划为保护区之后，你还是可以在里面捕鱼，但捕鱼的数量和季节要受限制。或者，有些湿地某些季节可以允许放牧，但鸟类产卵的时候就不能放牧。”解炎认为，这些规定可以在满足老百姓利用自然的需要和保护湿地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国家可以像‘退耕还林’一样，给予湿地保护区内外的群众一定经济补偿，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河南籍全国人大代表李其宏这样建议。
“从根本上，怎么利用湿地还是思想意识与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马广仁表示，“过去一个地方的吸引力可能依赖道路、税收、优惠政策，现在国际上有一种新提法，‘把湿地作为地区的基础设施’。当你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到干净的水、身边有水鸟飞过时，是不是一种幸福呢？”
马广仁希望最迟2014年，这部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条例能“梦想成真”。
本报记者 王梦婕 实习生 许文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