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幻丈量现实

    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科普作家刘兴诗，一点也不为过。有记者前去采访，把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堆起来，书的高度“比姚明还高”。他伸手、踮脚，还够不着最上面的那本书。

    有人统计，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位81岁的老人一共出版了200多本书。如今，他依然坚持每天写作，今年还准备出几本书。

    他的作品大都是写给孩子看的，比如《偷梦的妖精》、《星孩子》、《讲给孩子的系列》等。可很多家长说，本来是买给孩子看的书，自己先喜欢上了。

    这位白发老人至今保持着童心，走在路上他会突然想买一根冰棍尝尝。他的精气神令很多年轻人望尘莫及，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时候，看上去清瘦的他经常挥舞双臂，声如洪钟。

    事实上，他并不算文人。刘兴诗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成都理工大学执教，讲授过从天文到地理的十几门课程，研究的领域主要是第四纪地质学及地貌学。

    他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地质人，喜欢野外考察。在家的时候，他也会穿着抓绒衣这样的户外服装。

    他自称是被当壮丁一样抓进科普创作队伍的。上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内几家少儿出版社启动科普、科幻创作工作，可是当时“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几个熟识的编辑认为刘兴诗是学自然科学的，就把他拉了进来。

    他似乎有写作的天分。1953年，22岁的刘兴诗发表《重庆城池考》。出版单位回信：“希望老先生继续考证下去。”

    上世纪60年代初，刘兴诗加入到风靡一时的《十万个为什么》的创作集体。今年2月，他创作的《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被安排在前排就座，和物理学家谢家麟院士、建筑与规划学家吴良镛院士一起，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如今，他把案板大小的荣誉证书放在夫人的钢琴上面，把颁奖时跟领导人握手的照片摆放在客厅，尽管这张来源于新闻联播的视频截图并不清晰，而且仅能看到他的背影。

    但这个被选为世界科幻委员会中国五人代表之一的老人，曾一度显得不合群。他强调“幻想从现实起飞”、“科幻小说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一些“业内”老友听后纷纷摇头，认为刘兴诗昏了脑袋，怎么能够对文学作品提出这样的要求？

    在写作《美洲来的哥伦布》中，为了核实几千年前欧洲大陆到底有没有某一种美洲形式的独木舟，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来考证。讲到英格兰的一块峭壁时，他在查阅了地质图后，知道那是石灰岩，才敢写下峭壁的颜色是“灰色的”。

    “细节必须是真实的。”他一字一顿地强调。他总是告诫年轻的作者们：科幻小说在荒诞的外衣里面，有一颗严肃的心。

    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演讲，有人提问：“为什么社会大众不关心科幻小说？”刘兴诗反问：“我们的科幻小说不关心社会大众，社会大众怎么会关心这样的作品？”

    他果真把一些严肃的现实话题写进了科幻作品。针对房改问题，写了“三代六口九平方”蜗居的《三六九梦幻曲》。

    “医疗、住房、教育、腐败、堵车，这些都可以成为科幻小说的素材。如果对现实生活不关心，也没有科学内涵，那就是娱乐流派。”他说。

    事实证明，刘兴诗那些严肃主题的科幻小说是有预见性的。他在1962年发表的《北方的云》，是最早的气象科幻作品。他在文章中认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沙漠可能起沙对北京产生威胁，就设想运用渤海湾人工蒸发制造雨云，进行空中调水，治理这个近在咫尺的沙漠。

    “后来不幸言中，今天影响北京的沙尘暴的确主要来自这个沙漠。”他说。

    但那些来源于现实的科幻作品，也曾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上世纪60年代，他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地下水电站》，讲的是地下瀑布建设水力发电站。有人质问他，“你污蔑新社会建设在漆黑的地下，是不是特务分子？”

    他在一篇文章里设想“能否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架设地下铁道”，有人跳出来说“你这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列车沉到海底去”。

    他在一篇小说中提到“向西北方向寻找一座金字塔形大沙山”，有人认为“西”是“美帝”、“北”是“苏修”，这就是企图“叛国投敌”。

    他被逼着交代“跟克格勃有什么关系”，要他交出电台和手枪。刘兴诗说，电台没有，枪有一把。他拿出儿子的一把玩具手枪，交了上去。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被铁棍打，被匕首刺，遍体鳞伤，最后翻墙逃了出去。“为科幻事业流过血”后，他曾发誓，“再也不写科幻了”。

    即便到了今天，他也很少提及那些痛苦的往事，认为“现在讲那些东西没有意思”。 

    但他常常跟年轻人讲起国家的屈辱历史，到动情处，他会手舞足蹈，甚至流泪。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年轻教授黄寰说，刘兴诗爱国家、爱学校不是空洞的。他为学校食堂和道路取名字，和同事一同商议确定了校训。

    他再次提笔，是在1976年广西山区的一次地质考察之后。

    那年，刘兴诗在广西极为缺水的瑶山地区野外考察，为了确认一个溶洞下面是否存在暗河，他爬了进去。半日的寻找之后，在暮色中爬出洞穴的刘兴诗和队友，惊讶地发现当地村民点着煤油灯依旧守候在洞口。

    他找到了暗河，可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水抽不上来。看着那些淳朴的老乡，刘兴诗愧疚不已。

    “科学技术一时不能解决，可以在科幻小说中实现。”1980年，他写了《海眼》这本科幻小说，讲述了找水的经历。

    “虽然我曾经被不公平对待，却明白了一个道理，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和人民的呼唤。为大众而创作，应该理直气壮，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他这样解释“重出江湖”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这位老人的性格恰与他在作品中关注的严肃话题相反。他就像一个“老顽童”，身边总是有一大批“80后”、“90后”的年轻朋友。

    他喜欢足球。每逢欧洲杯这样的大赛，他会熬夜把球赛看完。尽管他“喜欢高水平的球赛”，但遇到中国队有比赛，他也不放过。有一天深夜11点，成都理工大学大二学生张玉坤接到刘兴诗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老师沮丧的声音：“我好伤心，中国队输了。”

    他居然把中国足球写进了科幻小说。2000年中国足球冲击奥运会失败后，他写了 《中国足球狂想曲》。

    没有球赛的时候，他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清晨5点起床，开始写作，一个上午可以写三四千字。退休之后，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很多人劝他，这么大把年纪应该颐养天年了。但他认为，“80岁就是‘80后’嘛，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7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76岁的时候开通了博客。他用QQ视频跟远在海外的女儿聊天。

    他对钱“很不敏感”。有时给出版社写书，他不签合同，稿费对方说多少就多少。手头紧了，他还“寅吃卯粮”——向出版社预支稿费，有时候书还没写完，稿费就花光了。

    在学生眼里，刘兴诗“跟别的老头儿不一样”。这个白发老人出门总是拒绝学生的搀扶。坐公交车的时候，他会提醒两位女生到车厢后面去找位置，“这样可以不用给老人让座”。 

    初次见面，刘兴诗总是先问对方家住哪儿，然后他会说出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先记住你的家乡，后来才能记住名字。”对于熟悉的朋友，他还能记住人家的手机号码。

    跟学生在一起，他从来不让学生花钱。写书的时候，学生帮着收集材料，他就要把稿费全给学生。

    不过，在创作方面，老人固执地坚持着老套路，一定要从研究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线索。汶川大地震后，他只身前往震区，勘探地质地貌的变化，写出了科普作品《山河震撼：行走在汶川大地震中》。

    考察中，他坚持不带助手，因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危险”。他身穿红色冲锋衣，是为了出现意外的时候，便于人们发现他。

    刘兴诗80岁寿辰时，有人称：科普大家何处寻？锦官城外刘兴诗。

    他也想好了人生的最后路。在朋友面前，他不下十次地说过，如果他去世了，千万不要放哀乐，他要听《毕业歌》。

    “那不是什么悲伤的事，不过是人生的一堂课结束了而已。”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