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段旧事。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国家机关,闲来无事在办公室刻起了印章。同事老大姐探头问,刻石头呀?我答,对,刻石头。又一老大姐凑过来,不等她开口,我朗声道刻石头呢。于是无人再问,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公务员生活。最猖狂时,我曾在办公室里绷起了画框。
和我同来的还有另一位大学生,他的状态却不大理想。某日他在桌底下偷看一本画册,被老大姐制止。他拧巴道,为什么王安可以……老大姐朗声道,王安可以,你不行!
这种违反工作纪律的事不值得炫耀。说这事是想说明,一个人不能养成坏毛病,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而如果大家惯着他养成了坏毛病,大家反而也习惯了,认为坏毛病是天经地义的。
上回我写到,民航机场建设费废了,改征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当时我以为这是偷懒,只换了个马甲,而内容依旧,一个子儿也不少拿。后来我发现,这是有先例的,于是官员就认为这坏毛病是天经地义的,与偷懒无关。
这个先例是: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建设三峡工程议案后,国务院决定全国用电每千瓦时加价3厘钱,与葛洲坝电厂上交利润一并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专项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从那年起,大家每用1度电就给了三峡工程3厘钱。
2009年12月31日,财政部印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2010年1月1日起,三峡基金已随三峡工程基本完工而停止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向重大水利基金平稳过渡,保持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现行征收政策基本不变”,征收期为10年。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好比北京首都机场高速路建成了,收回投资了,但想接着收钱,于是不叫过路费了,改为重大交通建设基金。10年后还可以再改名,比如北京蓝天基金、祖国绿化基金、黄岩岛珊瑚基金、南苏丹母狮基金等,起名字不费事。
官员们一定认为,钱只要是收上了就没有停下来的道理,此乃天经地义的。但供职于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任星辉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跟三峡基金较上了劲儿。
2009年10月12日,任星辉以“科研”的名义向财政部递交申请书,要求公开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的相关信息。11月16日,任星辉收到财政部传真,拒绝,称:“根据您提交的申请材料,您所需申请获取的其他信息与您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无直接关联。”
忽然想起眼下轰轰烈烈的三公消费,其实这才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关呢。三公是纳税人间接供养,官员们就是不吃不喝不开车不出国,省下的钱能分给大家吗?而三峡基金,太有关联了,每用1度电,就直接从大家兜里掏3厘钱。应该说:与您本人没有“间接关联”。
3厘钱不多吧?架不住盘子大,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2001年发行企业债券时测算,1993年到2009年,三峡基金通过电力加价约征收了1034亿元。足够重建汶川了。
接着,任星辉要求财政部行政复议,不受理。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亦不受理。青山无柴烧自己,横不能往自己身上浇汽油吧。
此前后,任星辉还向三峡集团申请公开相关信息。三峡集团答复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不是行政单位,也不属于公共企事业单位,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义务向阁下提供上述信息。”
三峡集团就差说这是企业的商业秘密了。但强令全国人民每用1度电交3厘钱,且不必和大家商量,这企业比天还牛,果断哂笑阁下。
有个秘密值得一提。当年征收三峡基金时,是在全国人大投票通过三峡工程议案的大背景下,由国务院决定的。如今改名重大水利基金,却由财政部、发改委、水利部三部委发文操办了。级别不在高低,只要持续拿钱。除去三峡基金,还有铁路建设基金、电力建设基金、公路建设基金、教育费附加等,还有地方政府性基金。
或许官员们认为拿钱是天经地义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惯官员这坏毛病了,比如任星辉阁下,他说:你不行,王安也不可以。
王安